为什么豆瓣那么多三观怪？

11月23日，也就是上周日晚，第二十三届金鸡奖落幕，《流浪地球》摘得最佳故事片的桂冠。备受好评的《我不是药神》与这一奖项失之交臂，让一众影迷十分惋惜。《药神》上映之初，除了其故事原型备受讨论，影片的三观也一度成为媒体报道和网友讨论的焦点，称《药神》是平民英雄重塑三观。

每当文艺作品涉及到挑战普遍认知的情节时，就会和三观挂钩。如果观众认为作品符合自己的价值判断，就会慷慨地给出“三观正”的最高评价。三观的含义也从原本的“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”，变成了“道德伦理”的代名词：毁三观=道德沦丧+伦理崩塌；三观正=道德标杆+伦理示范，造成了如今国内文艺作品“成也三观，败也三观”的现象。为什么评价一部作品的好坏，三观就这么重要呢？

对文艺作品的“三观审查”并非中国一家独有，西方历史上也有过此类情况。上世纪20年代，著名意识流小说代表作《尤利西斯》因被认为内容过于淫秽，在欧美出版业遭到封杀，纽约政府更是直接焚毁了成书。50年代，英国大批出版社接连被告上法庭，罪名是”出版的内容有违道德伦理，会腐蚀年轻人的心灵”。如今在豆瓣读书下，《英国病人》、《包法利夫人》等经典文学名著的短评中，仍然有许多读者发出“三观崩塌”的评价。

供儿童阅读的童话也免不了三观批判。安徒生童话一度被斥为“毒草”，家长称其会误导孩子三观，皆大欢喜的王子公主童话中更有矮化女性的问题。《丑小鸭》宣扬的是“血统论”、《海的女儿》则是不折不扣的“恋爱脑”故事。

三观仿若佛祖的五指山，任何作品都逃不过它的手掌心。那些复杂的、纠缠的、讽刺的、浪漫的关于人的困境、讨论与幻想，全部被渣男、绿茶、妈宝、凤凰男、屌癌、公主病等烂俗字眼一句概括，最后记上一笔重罪：毁三观。

诚然，在文艺作品的评价体系中，道德伦理是一个参照元素。普通观众并不具备文学、电影学、历史等专业知识，投映在文艺作品中的生活缩影，基本是大部分观众与文艺作品的唯一交集。处理生活中家长里短的思路，演变成了对文艺作品的三观评价。可生活能用私德衡量哪个能做哪个不能，文艺作品作为超脱于生活的虚构语境，可以不止从道德层面评价。审美，现实性，甚至创作技巧等都是重要的参照维度。

今年上半年大火的韩剧《春夜》，就讲述了一个挑战人们三观的爱情故事。订婚的女主和带着孩子的单亲爸爸男主，两个过着普通生活的普通人突然因对方心动，这段感情一萌芽就蒙上了道德困境的尘灰。在剧中，女主的精神出轨辜负了家庭和社会对于“做个好女人”的期待，男主意外诞生的孩子和贫寒的家境让他只能向现实低头。两个自顾不暇的人，在现实、责任、爱情中挣扎，最亲密的接触也止步于拥抱。可同时，他们又无比坚定这份没有结果的感情，或许只是因为彼此相爱时，才能暂时做一下真正的自己。

这部以灰色爱情为主线的韩剧，细腻地讨论了当代都市人的感情、家庭、职场中暗含的生活困境。没有一个完美的好人，也没有一个完全的恶人。灯红酒绿中迷茫的男男女女，在这部剧中都可以隐约看见自己的身影。困顿之外，男女主在春夜对视的瞬间，所有烦恼都在情愫的冲击下消散，让人得以喘息。如果能从道德高地抽身，这部剧能为观众带来很多思考和共鸣。但遗憾的是，一些观众仍然把焦点放在出轨和单亲爸爸等道德问题上。

观众对三观的高度重视并非偶然。在强调道德伦理的中华文化里，“三观要正”的观念就早已深深扎根在人们的认知中，难以被撼动，更不可挑衅。社会心理学中，“信念固着”（beliefperseverance）被用来描述这种坚定先入之见的行为，先前的信念会强烈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解释和判断。传统伦理观作为最普遍的群体道德标准，人们通常对其毋庸置疑。

再加上现实规条的原因，“三观说”不仅让创作者们束手束脚，也让观众们更加恪守三观之道。虽然观众们会痛骂《娘道》这种真正“毁三观”、贬低女性的电视剧，但也会斥责值得更深入探讨的“毁三观作品”，导致文艺作品创作题材受限、内容刻板僵化。

同时，社交网络上疯狂传播的流行语侵袭了人们的表达方式，破坏了语言多样性。“傻白甜”、“直男癌”、“绿茶婊”、“公主病”等原本对某类现象或某类人的概括，变成了拿来主义的工具。刷屏快感令人沉溺，根本无暇观察生活。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逐渐匮乏，变得微博化、抖音化。流行语原本对现实状态的讽刺被抛之脑后，化为单一的标签，被观众们不假思索地贴给了文艺作品。

贴标签无疑培养了一刀切的思维方式。文艺作品的多面、立体和现实等特点在三观面前，只能机械地划分为“三观正”和“毁三观”。可真实又残酷的世界里哪有非黑即白的故事，又怎么会有完美的好人和完全的恶人。所谓的“三观正”，也不过是被故事的表面逻辑牵着鼻子走而不自知的自我安慰罢了。

作家苏珊·桑塔格曾说：“文艺作品应当是对不同的可能性的展示，可以是最日常的一种，也可以是最极端的一种，这种展示也是创造性的而不是刻板的。”文艺作品存在的意义之一，便是尽可能地创造多样的故事和人物命运，让观众们能在有限的生活中体验别样的人生。若观众坚持不允许有超出自己认知的内容出现，实在有些坐井观天了。

除了三观，近年来人们还喜欢以是否会“讲故事”来评价文艺作品。最近的争议之作就是陈凯歌导演在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中的《白昼流星》单元，短短二十多分钟的短片，被网友们从疯狂质疑片中扶贫和飞船降落的情节是否真实，到直斥陈凯歌：“不懂中国人！”影片中极具陈凯歌个人风格的诗意叙事被忽略，美学内核在所谓的真实性与逻辑性面前不堪一击，一切超脱出框条规矩的，都是胡诌。一段狂野又浪漫的少年成长故事，也只能得到“情节夸张、太过尴尬”的评价了。同样还有张艺谋的《影》、冯小刚的《我不是潘金莲》都被喷“形式主义、不会讲故事”，第五代导演近年来的作品齐齐折在网友手中。

其实，三观也好，逻辑也罢，这种单一的评价标准都是以刻板印象套在文艺作品上的行为。都说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，但如果真把生活中没见过的人和事拿给观众们看，反而会引起不适。理解文艺作品，首先需要有相似的生活经历引起共鸣，也要求观众有较强的共情能力和敏感的感知力，真真切切地感受作品中人物在当时处境下千丝万缕的情绪。但凡二者能拥有其一，文艺作品也不会有那么多“毁我三观”的评价了。

更奇怪的是，网友们坚定无比的三观似乎也并不那么无懈可击。前段时间雪莉去世时，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”雪花论“疯狂刷屏，人人都在谴责网络暴力。结果两天不到，宣扬着雪花论的人们转头就去骂雪莉的队友宋茜。现在具荷拉去世，本是雪莉好友的她曾在Instagram直播间里与雪莉道别，被雪花论们狂喷作秀。可现在，当初骂她作秀的人又在互联网上可怜她。这些年轻的生命在三观论里，不过是满足私人道德虚荣的工具。所以，被高高举起的三观大旗，也不过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