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《中华读书报》（2019年10月16日）“国学版”徐晋如先生的《怎样写古诗词：词别是一家》（下简称“徐文”）。一篇关于词学、词史、词艺的好文章。特别是在关于词的地位和词艺方面，作者的观点很是精到：一、能写诗的未必能写词；二、词比诗更美；三、词并非历史上有人所说是“诗余”，而是一种独立于诗的文学形式。不过，该文提及的词的历史，则有二三话题与作者商榷。
首先是关于《花草粹编》和《云谣集杂曲子》。《花草粹编》和《云谣集杂曲子》是词史上的两个重要集子，但“徐文”没有提及。
《花草粹编》为明人陈耀文（1526-1670）所编。陈，嘉靖万历人，《明史》虽无专传，但多有提及。陈依据五代编集的《花间集》和明初编印的《草堂诗余》为底本，编集为《花草粹编》，其中，“花”代唐五代词，“草”代宋词。共录有唐、五代、宋（及少量的元词）3280余首。《花草粹编》，为词的历史最重要的一部词选集。再就是，《花草粹编》，编辑体系有别于其他词选。《花草粹编》，一不以词人为条，二不以时间为条，而是一部以词牌为条的词选集。即以“小令”“中调”“长调”为经，词牌、词为纬编纂的。这种以词牌为条的词选，有助于写词者，特别是初写者参阅（自然，它的缺点是把词人及他的词给支离了）。所录3280余首词，在当时也属海量。说词史不应绕开去。
《云谣集杂曲子》，为晚清从敦煌石窟发现，集唐（或有五代）词30首。晚清民国初年，中国在古籍新材料的发现，有两个重大事件，一是甲骨文的发现，开启了研究中国上古文字和历史的新领域和新途径。一是敦煌抄本的发现，开启了研究中古佛学、历史、文学、绘画等多个的新领域和新途径。作为敦煌抄本的《云谣集杂曲子》流失海外，后从英国伦敦博物馆抄回中国。当时最有名的学者罗振玉、王国维、朱祖谋极为看重，除了考订它们的真伪外，刊印时，罗、王、朱都为此作序。民初印制的《世界文库第六册》，《云谣集杂曲子》列为目录之二印行。录有罗、王、朱的序和近现代中国古典文学史大家郑振铎的序。“郑序”说，“唐五代词存于今者，于《花间》《尊前》《二主词》（案，南唐二主）《阳春集》外，寥寥可数。今此本复现人间，可称研究唐五代词者的大幸”，可见《云谣集杂曲子》发现的重要。可惜“徐文”未提及这集子。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发现，那么《云谣集杂曲子》就是一部最早成集却最后才见天的词的集子。这部最早的唐（或有五代的）词集，在郑振铎看来在词学研究上应具有转折意义。如“徐文”所讲“历史上有一群人，不大瞧得起词，认为只是文人在宴会上的即兴游戏，又或者只是言情的小道”。《云谣集杂曲子》重归人间，郑振铎说，词并非靡靡之音，而且“苏辛派的词，我们想不到在唐五代的时候是已经有人写作了”。郑序由此进一步指出：“这个发现，是可以使论词的人打破了不少的传统的迷障的。”近现代治词大家龙榆生“词学四种”之一的《唐五代词选注》，选有《云谣集杂曲子》（案，龙选时未注明来自《云谣集杂曲子》）“风归云”两首、“洞仙歌”一首、“破阵子”一首等，其中“风云归”的“征夫数载，萍寄他邦。去便无消息，累换星霜。月下愁听斫杵起，塞雁南行。孤眠鸾帐里，枉劳魂梦，夜夜飞扬”就是郑振铎所说的苏辛派的词，“在唐五代的时候就有人写作了”。说词史，不论《云谣集杂曲子》，显然有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