汽车沿着深山沟里的一条公路行驶着，连绵的山峰像巨浪般迎面扑来，晶莹的溪流如银线般向后飘舞。大地上下，一片秋色。大约过了个把时辰，车子在一个山脚前的平地上停了下来，抬眼望去，一块挺立的巨石上镌刻着五个鲜红的大字：天下第一家。
德安义门陈遗址到了。
这是一个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家族，创造了历时332年、传承15代、一共3900余人不分家的历史纪录。在这么漫长的时期内，这么多人聚族而居，财产共有，一起生产，一起生活，有饭同吃，有酒同喝，平等相待，和睦相处。这不能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奇迹!
这是一个跨越了唐朝、五代十国和宋朝三个时期久盛不衰的大家族。而这段历史的前半期正是天下大乱的时期，唐末军阀混战，五代十国争雄，神州上下，烽烟四起。但义门陈家族却逆势发展不断壮大，不仅没有被长期的战乱所击垮，而且打破了一个大家族会随着改朝换代而衰亡的魔咒。这不能不是中国家族发展史上的一个神话!
我原以为，这么一个神奇庞大的家族，肯定坐落在古代的交通要道上，肯定聚集在山区的一片开阔地中，肯定会有不少的陈姓后裔仍在这里繁衍生息。但眼前的情景却完全相反，他们的故地在一条狭窄的山洼里。不要说在古代，就是在交通发达的今天这里也是十分偏僻的。现在虽然有个义门陈村，但姓陈的人家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户，几栋水泥房子建在路边，显得孤独而又寂寞。
历史和现实的反差竟然如此之大。我不由得发出一声感慨：这难道就是当年那个兴旺空前的义门陈吗？
据有关史料记载，义门陈最繁荣的时期，楼阁亭台，耸延四方，旌旗映日，玉柱连云，在方圆二十多里的范围内，各种各样的精美建筑遍布在青山绿水之间。如果把巍峨宽大的正宅比作月亮，那么诸如望迎亭、旌表台、议事厅、百柱堂、大公堂、击鼓楼、秋千院、东佳书院、御书楼、东皋祠、九里殿、百婴堂、百犬牢、酒坊等大大小小的建筑就像撒在远远近近的星星，相互遥望着、呼应着、映衬着、闪烁着，发着不同的光。我心里暗自思忖，这么多的辉煌建筑，怎么会消失得如此彻底，以至无踪无影，连一点点痕迹都没有留下？
是岁月这把刀子的无情砍削，还是人类自己的践踏和摧残？
在翻阅了有关资料后才知道，义门陈的建筑，有些是在自然的风雨中倒塌的，有些是被人类的掠夺和战争毁灭的。仅宋代以来，义门陈就经过了三次大的破坏。第一次是在南宋建炎三年(公元1129年)，流寇李成带着一帮匪徒，冲进义门陈，大肆抢劫财物，砸坏房屋，留下一片狼藉扬长而去。第二次是不久后，金兵南下，德安沦陷，因抗金名将陈士尹是义门陈的后裔，凶恶的金兵对义门陈故里进行疯狂的报复，几乎将所有建筑夷为平地。后来虽有所修复，但往昔的辉煌一去不复返了。第三次是元末农民起义，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十八年，最后在鄱阳湖打败了陈友谅，为了泄恨，朱元璋下令对陈友谅祖居地义门陈先后两次焚烧和血洗。一夜之间，义门陈便成了一片火海和废墟。中国古代有个成王败寇的顽疾，胜利的一方总是对失败的一方毫不留情，非得把其一切铲平，让其在地球上彻底消失不可。
幸好几年以前，德安县车桥镇在当年义门陈正宅的附近重建了大公堂，使人们得以依稀管窥这个大家族的些许面貌。这是陈氏家族祭祀祖先的祠堂，坐落在一个小山垄里，整个建筑顺着地势向上递进。最前面是一个广场，面积不大，却很精致。从广场沿着石阶拾级而上，是一个长方形平台，两根汉白玉圆柱擎天屹立，上书对联一副：聚族三千口天下第一，同居五百年世上无双。接着便是大公堂的正门，红墙灰瓦，飞檐翘角，大门上面悬挂着“义门陈氏”匾额，四周金龙围绕，尽显高贵堂皇。大门前有一口水井，井水清澈甘甜，四季不涸。据说怀孕的妇女喝了这井里的水一定会生男孩。穿过正门，可见一小段灰色的残损砖墙，中间有一个大理石门，看上去有些年头但不像是宋代的遗存。再往上的最高处就是陈氏祠堂，里面供奉着义门陈的历代先祖。在祠堂四周，十四棵古柏树和一棵皂角树苍然挺立。大公堂两旁的建筑是义门陈文史馆。墙上的那一行行文字和一张张图片，清晰地记载着义门陈家族的发展轨迹和脉络，这也是中华民族家族文化的一幅缩影。
我无法想象当年义门陈建筑的原貌，但眼下的这座大公堂，无论是所处的地点还是建筑本身，都显得小气逼仄，与义门陈大家族的名气很不相称。
二
唐朝太和六年，即公元832年。
对于义门陈家族来说，这是一个永远值得铭记的年份。
这一年，在江州为官的陈旺，携着全家老小，开始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迁徙。
陈旺此前居住在江州甘泉乡齐集里杖迁坪，也就是现今九江市柴桑区狮子乡牌楼村。这是他祖辈陈伯宣选择的居家地。陈伯宣出生在福建，年轻时随着父亲游览江州庐山。由于自幼爱好僻静，又博览经史，因而一登上这座峰峦，他就被这里优越美丽的环境迷住了。他见“彭蠡浸其左，九江注其右，豫章都其南，浔阳宅其北。山高水澄，秀甲他郡”，便在庐山圣治峰下的龙潭窝结茅隐居，一边过着远离尘世的生活，一边注释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并最终于唐开元十九年(公元731年)，在庐山脚下的杖迁坪定居下来。他甚至对他的子孙叮嘱道，这是一块要出“王侯将相与三公”的风水宝地，一定要在这里扎根传家，让陈氏家族在这块土地上繁衍兴盛起来。
既然这是一块有利于子子孙孙的福地，陈旺为什么还是要另觅他迁呢？
也许是杖迁坪就在庐山脚下，离江州太近，而江州就在长江岸边，鄱阳湖畔。陈旺嫌这里嘈杂太多，烦扰太多，是非太多，祸殃太多。从秦皇横扫六合、统一海内开始，江州一带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，多少战火在这里燃烧，多少马蹄在这里踏过，百姓受尽流离失所之苦，家家受尽兵燹劫掠之害。特别是这时的大唐王朝，虽然安史之乱平息不少时日，但社会还未从战乱中恢复过来，人们还处在对于刀光剑影的恐惧之中。而更为糟糕的是，这场战争过后不久，另一场战火又熊熊燃起，全国继而陷入藩镇割据杀伐的血泊之中，整个唐王朝风雨飘摇，败象百出，昔日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的景象不再。作为紧挨江州的庐山，自然也被战乱的云烟笼罩，已没有一片平静的山林，没有一条幽静的峡谷。所以，陈旺他要离开庐山，离开江州，远离红尘，远离众人，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去，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去，到大山深处去，那里没有喧嚣，没有战火，可以安顿身心，安顿灵魂，可以过上稳稳当当安定舒适的生活。
也许是受了中国历史中隐士和山林文化的影响。陈旺是进士出身，是个标准的文人士大夫，他对中华民族的隐士文化非常熟悉。许多有志之士逃避乱世，躲开王朝，山林往往是他们最好的去处。中国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的许由。尧帝想把位子传给他，许由当场严词拒绝，并逃到箕山隐居。尧帝又想请他出来担任九州长官，许由又跑到颍水边洗耳，把自己隐藏得更深。他的这种崇高气节赢得了后世的尊敬，因而被称为隐士的鼻祖。尔后又有东汉时期刘秀的好友严光，年轻时两人同床共枕。刘秀做了皇帝后，遣使备车，几次上门，请他出任谏议大夫，严光不从，悄悄隐居到富春山读书垂钓去了。当然，在江州出生长大读书为官的陈旺，更是对前辈老乡陶渊明这位大隐士情有独钟。在昏黄的油灯下，他不知多少次读罢《归去来兮辞》《归园田居》和《桃花源记》掩卷遐思，憧憬着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“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”的那种超脱与宁静；憧憬着“开荒南野际，守拙归园田”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那种惬意与悠闲；憧憬着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”“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”的那种和谐与从容；憧憬着男女老少，怡然自乐，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的那种世外桃源般的自由与自在。所以，陈旺决心要像陶渊明那样，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。他毅然决然地向着庐山以南的另一座大山里走去。
这座大山就是横贯江西西北部、蜿蜒逶迤几百公里的九岭山脉。
陈旺带着家人在崎岖曲折的羊肠山道上艰难而行。大约走了一百多里，在一条深深的山沟里，陈旺被这里的景色陶醉了，只见青山飞峙，林茂草丰，水碧泉清，鸟语花香，两边的山峦盘亘出两条巨龙，挡住了外面的世界。陈旺大喜，这里不正是自己心中憧憬的那个桃花源吗？于是便停下脚步，卸下行装，在这里依山建屋，安家扎根和立业。
这个地方叫艾草坪。其时属于江州府蒲塘场太平乡常乐里，如今为九江市德安县车桥镇义门陈村。
义门陈家族的历史，就这样在这里开启了，而且开启得是那样简朴平静，悄然淡然，没有锣鼓齐鸣，没有鞭炮声声。
陈旺也就成了义门陈的肇基始祖。
三
在中华文化中，人们十分重视人的名字。一个婴儿出生后，对于究竟起个什么样的名字，长辈们常常要搜索枯肠，煞费苦心。因为名字的好坏，往往暗含着本人乃至家族的命运。老辈给陈旺取这个名字，其寓意当然十分明显，那就是希望陈氏家族兴旺发达。
但是，世上的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人们希望的事情，却总是不能如期而至。在迁至艾草坪的很长时间内，陈家的人丁并不兴旺，从陈旺开始连续四代都是单传。在医学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，一个家庭几代都是独苗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全家人为此十分焦急和担心。然而，就在陈家传至第五代时，突然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，陈旺的重孙陈青，连生了六个儿子。从此，义门陈人丁兴旺，子孙满堂，整个家族迅速地发达昌盛起来。
陈旺的名字终于显灵了，应验了。
按照常理，一个家庭如果子女太多，父母就要考虑给他们分家。但陈青没有这样做，六个儿子虽然先后结婚和生子，陈青却让他们生活在大家庭里，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耕读大事，都统一安排，统一调度。陈青作为一家之长，全面负责和管理大家庭的所有事务。
由此可见，义门陈不分家的真正历史是从陈青开始的。他成为义门陈的第一任家长。
在鼓励子女独立和时兴小家庭的现代社会，人们也许很难理解陈青的主张和做法。但在一千多年以前，这是一种十分正常和自然的现象。从东汉时起，不少豪门大户，历经多代都不分家，有的即使分家，也住在同一个地方。特别是这些豪门大户都是很有影响的官宦世家，出过许多将相诸侯。可以说，世族大户是显赫和力量的象征，是繁荣兴旺和传至久远的保证。与义门陈同时多代没有分家的就有张氏、李氏、裘氏、王氏等十多个大家族。唐朝进士出身且为朝散大夫的陈青，对中国历史上和当时的豪门望族的情况应该非常了解。所以，他做出不分家的决策，绝非一时心血来潮，随意而定，而是一个深思熟虑之举。
陈青不让儿子们分家，也许还有文化意义上的考量。陈青是一介儒生，饱读儒家诗书。他和天下所有的儒生一样，都十分推崇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的政治理想，都向往建立一个人们共有共享的大同社会。这个理想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呢？由西汉戴圣辑录、编撰的《礼记》做了详细的阐述，原文是这样说的：
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。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。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
短短一段文字，把一个大同社会描绘得跃然纸上。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社会，多少中华儿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，多少仁人志士付出了悲壮惨烈的代价。然而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在几千年来的中华大地上，不时呈现的却是朝代更替、战乱频仍、生灵涂炭、百姓倒悬的悲惨与黑暗，“天下为公”的大同社会如同镜中月、水中花一样虚幻缥缈。面对此种状况，陈青心想：既然这种大同社会在一个国家不能实现，那我就在自家试试，把全家建成一个没有剥削，没有压迫，人人平等，和睦共处，“父慈、子孝、兄良、弟悌、夫义、妇听、长惠、幼顺”的世代和谐大家庭。文化的奥秘就在这里，当其内化为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和信仰时，就会产生不可阻挡的力量，激励着这个人或这个民族奋勇前行，就是失败了也在所不惜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陈青做出不分家主张的最深层原因。
义门陈坚持长期聚居不分家，与历朝皇帝对其的旌表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经济学里有个马太效应，意思是强者更强，弱者更弱，好的更好，差的更差。似乎这个效应也奇妙地体现在陈氏家族上。到了唐朝中和四年(公元884年)，陈家人口增至差不多二百人，家道也非常红火，不觉成了当地的望族。陈青的孙辈陈崇已是第三任家长。这时，虽然黄巢发动的推翻唐王朝的战争失败，但全国社会矛盾仍然十分尖锐。为了安抚民心，稳定局面，朝廷在各地旌奖了一批“德义人家”。由于陈氏家族讲孝义、重德行，口碑好、影响大，因而位列其中。唐僖宗御笔亲提“义门陈氏”四字，并敕“九重天上旌书贵，千古人间义字香”对联一副，对陈家予以表彰。
其实，这不仅是表彰义门陈的义，且是表彰义门陈对朝廷的忠。在中国朝野的字典上，忠义是连在一起的，忠是义的前提，义是忠的体现。所以，正是这种全心全意的忠，让义门陈赢得了朝廷的高度信任，也使得历朝皇帝对义门陈褒奖有加，一个个旌表接踵而至。
唐大顺元年(公元890年)，唐昭宗李晔御笔亲题“旌表义门陈氏”六字，以表彰其“义风”昌著。
南唐升元元年(公元937年)，烈祖李昪敕筑旌表台，赐匾一块，上书“义门”二字，镌刻在陈氏家族的门闾之上。
北宋初期，宋太宗赵光义先后三次对义门陈予以旌表。第一次赐匾“至公无私”，第二次赐字“真良家”，第三次赐字“义居人”。
宋天禧四年(公元1020年)，宋真宗赵恒对义门陈赐联一副，上书“三千余口文章第，五百年来孝义家”。
宋嘉祐五年(公元1060年)，宋仁宗赵祯下诏特许义门陈建立祠堂，祭祀祖先。天圣三年(公元1025年)，宋仁宗又敕联一副于义门陈：萃族三千九百余口天下第一，合爨五百八十多年世上无双。
在封建社会，皇帝是至高无上的。一个家族能够得到皇帝的表彰和题字，那是一种极大的荣耀，一种极大的激励!更何况不是一个皇帝，而是多个皇帝!不是一个朝代的皇帝，而是几个朝代的皇帝!那种荣耀的程度就更是无与伦比，真可谓是举世无双了。而且，中国自古以来还有一个传统，不管是什么人和家族，一旦被朝廷树为正面典型，就必须把这个完美的形象一直保持下去，不能有任何闪失，不能有任何瑕疵。否则就是自损形象，就会遭到社会的谴责。所以，无论从哪方面说，皇帝的旌表，对义门陈家族的稳定和发展都是一种关键性的推动力量。只有竭尽全力保持义门陈的兴旺，保持义门陈的风范，才对得起皇恩浩荡，才不辜负义门陈的声誉。
既然如此，义门陈怎么能分家呢？萦绕在他们心中唯一的想法，就是要创造一个家族永远在一起义聚生活的非凡历史。
四
一个人多业大的家族，短时间在一起生活可以，但要长期不分家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这就需要有高超的治家本领。
我们常说，治国是一门学问，其实，治家也是一门学问。从本质上说，国和家是相通的，国是放大的家，家是缩小的国。上下有序，男女有别，既是国之伦理，也是家的规矩。所以，治国和治家，在大的方面没有什么区别。
义门陈借鉴治国的经验，第三任家长陈崇实行了一套带有独创性的治家方略。
方略之一，建立家族管理体制。群雁能高飞，全靠头雁领。家族要兴旺，须有好家长。义门陈的发达，首先缘于实行家长制。有了家长，整个家族就有了核心，就有了统领。为此，专门设立了主事一人、副主事二人。主事担任家长，是家族的最高领导，全权负责对家族事务的管理，所有重大事务都在他的指挥下进行，副主事则是家长的有力助手。同时设立了库司，负责管理家族的财政等。在各田庄设立了庄主，具体负责对田庄的管理。特别是对主事、副主事和库司的推选，不论辈分，不分嫡长，唯才是举，唯才是用，谁有能力就由谁担任，并且一切实行民主管理，重大事项都经议事堂商量决定。这种家庭内部管理体制，不仅体现了义门陈家族的高超智慧，而且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家庭民主管理的先河，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创造。
方略之二，以法治家。经过多代的发展，义门陈成了一个拥有众多人口的大家族。人员多了，情况就复杂了，各种各样的矛盾就会产生，五花八门的言行就会出现，有些人甚至还会我行我素，走向极端。针对这种状况，为了“维系孝义之风旌不坠”，令“子子孙孙无间言而守义范”，家长陈崇制定了义门陈家法三十三条。这个家法，对家族事务的决定和管理、家族成员日常生产和生活、男婚女嫁和小孩抚养、年轻人读书和培养等都做了详细规定。同时还严格规定义门陈人不置仆、不纳妾、不赌博、不斗殴、不淫酒色。在此基础上，陈崇又亲自拟定家范十二则，即尊朝廷、敬祖宗、孝父母、和兄弟、严夫妇、训子孙、隆师儒、谨交游、联族党、睦邻里、均出入、戒游惰。接着又推出家规十六条。为了保证家法的实行，陈崇还设立了刑杖所。在家庭私设法庭，这在现代社会是绝不允许的，但在封建制度下却是家族管理的有效形式。有一次，一个田庄的庄主陈魁，从库房领了三十两银子，同一个马夫到江州去办事。大概是初次进城，出于好奇，办完事情后两人就去逛街观景了。到了江边，只见浔阳楼高高耸立，画栋雕梁，里面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。陈魁挤进去一看，原来是在赌博。于是，手心痒痒，按捺不住，把剩下的三两银子往桌上一放，同人赌起博来。也不知手气为何出奇地好，不到一个时辰，竟然赢了三十五两银子。回到家后，陈魁把办事剩余的银子和赢来的银子全部交给了库房。谁知就在他上床躺下休息时，这事被报告到家长那里，家长当即认为他虽把赌资交公但违背了不准赌博的家法，便命人把陈魁用绳子捆绑起来，杖打十五下，并令各庄来人，现场进行警示教育。从此，义门陈就很少出现违法乱纪的事情，整个家族“人无间言”，“争讼稀少”，和睦相爱，仁义彰显，被当朝奉为“齐家”的典范。
方略之三，教化立德。要治理好一个大家族，既要靠法和刑，还要靠教化，靠提高人的素养。于是，义门陈来了个两手抓，一手抓家法，一手抓教育。家族为此专门设置了一所学堂，所有适龄儿童都要进入这里读书。但仅仅这样还不够，唐大顺元年即公元890年，义门陈又创办了规模更大、层级更高的东佳书院。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之一，也是当时中国最美的书院。整个书院的建筑气势恢宏，错落有致，有宽敞美观的三十多间学屋，有号称“所藏书与帖，天下数第一”的藏书楼，有被誉为天下胜景的一字园。书院开初专收义门陈家族十五岁以上“有赋性聪敏者”读书，后来对外开放，“延四方学者”，江南学士皆慕名而来，鼎盛时有学生四百余人。东佳书院还专门设有学田二十顷，这在世界上是首创，使书院有了办学之资，能够长用不竭，持续发展。书院教育，不仅陶冶了义门陈子弟的情操，使他们都知书达理、德智兼备，而且培养了大批科宦人才。到北宋咸平四年(公元1001年)，通过科举任官的约有四百三十人，史料记载的义门陈“十八朝官”“二十九地方官”“五十八进士”“八文龙”“九才子”都出自这里。这是古代家族史上少有的文化现象。正因如此，晏殊、苏东坡、杨亿等在游览书院时，都留下了动人的诗篇。黄庭坚更是感慨之至，挥笔写下了“义门流芳”四个大字，以表示对书院的赞许。
由于治家有方，义门陈男司耕读，女司纺织，共同劳作，和谐一家，出现了“堂前架上衣无主，三岁孩儿不识母。丈夫不听妻偏言，耕男不道田中苦”“大鼓一敲同吃饭，钟声一响齐干活”的喜人景象。一个财产共有的“大公家族”就这样以特立独行的姿势横空于世，横亘在中国封建私有制的大地上，横亘在几千年中华文化追求向往的星空中。
义门陈的壮举，使许多人以至皇上都感到惊奇和不解。宋淳化四年(公元993年)，宋太宗赵光义在召见义门陈第八任家长陈兢时，问他为什么能够长期义聚，陈兢回答说：“公也，公则无私，无私方可义聚。”
这是义门陈治家的核心秘方，也是义门陈治家的思想基石。
五
历史在按照自己的逻辑演进，义门陈也一路顺风顺水，风光无限。
但是，再耀眼的辉煌也有暗淡之时，再繁荣的家族也有没落之日。
到了北宋初期，义门陈家族就走下坡路了。
这时的义门陈家族，仿佛是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，全身的机能在不断衰退。先是被全家族长期引以为自豪的共有制出现了重重危机。家族的先辈们原以为，义门陈所有人都是同一个祖宗的子孙，所有财产都是大家共同创造的，所有劳动成果为大家共享共有。这与由不同姓氏不同人群组成的共同体，有着本质的区别。因为是一家人，大家同在一个屋檐下，同在一条大船上，只能同舟共济患难与共，有福同享有苦同吃，不会出现那种只顾自己不管别人，各怀心思自行其是，你争我夺钩心斗角的局面。然而，这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。先辈们也许没有想到，林子一大，什么鸟都有。即使是一个家族，人与人也是很不相同的，不仅各自有着自己的性格，而且有着自己的想法，特别是家族的人口急剧增多以后，成员的品行就更是千差万别了。有的人相对公道，有的人相对自私；有的人相对诚实，有的人相对虚伪；有的人相对憨厚，有的人相对灵活；有的人相对大度，有的人相对小气；有的人相对勤快，有的人相对懒惰。这样，在对待家族的整体利益上，在对待家族共同劳动的态度上，家族成员之间就会产生很大的分歧，表现也就会大相径庭。一些脑筋比较活络的人就会觉得，反正财产是家族共有的，吃的也是家族大锅饭，我多干了不能多得，少干了也不会少得，何必那么卖力气。于是在劳动时出工不出力，整天打发时光混日子。这种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直接后果，就是严重影响家族成员的积极性，久而久之，整个家族创造财富的速度便大大下降，家族的经济实力也大大萎缩，家族经济当然也就每况愈下，以至家底掏空，徒有其表，成了一个空架子。到淳化年间(公元990—994年)，义门陈人连吃饭都成问题，“举宗啜粥，杂以藻菜”。后来官府只好每年春首借给义门陈家族官粟二千石，且不计利息，遇到荒年还可以拖欠不还。义门陈人原来以为家产共有可以保证家族永远兴旺发达，没想到却最终导致了义门陈的衰败。究其原因，其实很简单，家族共有必须以家人无私和物质丰富为前提。在人们还普遍存在私心且生产力又很落后的情况下，家族共有怎么能够长久？而且家族共有越久，所带来的后果也就越严重。
义门陈所坚持的家族共有制就这样违背了它的初衷。
同家族共有制一样，义门陈的家族治理方式也遇到了严峻挑战。应该说，在人数较少的时候，义门陈的家族治理方式是很有效的。但是人口数量多了以后，其弊端也就逐渐显现出来。前面已经讲过，义门陈的历代家长是内部民主推举产生的，但究其本质，还是一种封建家长制的人治模式。且不说这些“选”出的家长都是家族最高长辈，就说这些家长本身的素质，也是参差不齐的。在有些年代，家长的能力强一些，义门陈的管理就好一些；在有些年代，家长的能力弱一些，整个家族的管理就差一些。何况家族管理同企业管理一样，也有个边际效率递减问题。人口在一定范围以内，家族管理的效率是高的；人口一旦超过了一定规模，家族管理的效率就逐渐降低，超过的人口越多，管理的效率就越低，直到降至为零，进而出现负效率。特别是家族管理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和基础的，血缘关系越近，向心力就越强，家族的管理也就相对容易一些；血缘关系越远，向心力就越弱，家族管理的难度也就大得多。再说家法，虽然也是义门陈家族管理的有力手段，曾经发挥过无可替代的作用，但几百年一成不变，不能与时俱进，其中有些内容已经过时，适应不了家族发展的需要。于是，有法不依、违法不究、执法不严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。一些不肖子孙越来越不听管教，背地里不时偷鸡摸狗，甚至典卖田产，据为私有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这些违反家法的行为得不到及时惩处，过去人见人怕的刑杖所成了一种摆设。这样，家族内的违法之风日甚一日，最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。这不仅严重败坏了义门陈的家风，而且动摇了义门陈的根基。义门陈就如同一座内里被蛀空的大厦，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。
任何大厦都不是独木可以支撑的，更何况是一座人口众多规模恢宏的大厦。
六
义门堂里，一个特殊的仪式正在进行。
陈氏家族的头头脑脑们齐聚在一起，人人脸色沉重，但又非常无奈。他们一会抬眼望望吊在中梁上的大铁锅，一会又望望坐在高高椅子上的家长陈泰。渐渐地，大家的眼里又充满着一种茫然和忧虑。
这是公元1063年，宋嘉祐八年。义门陈家族在奉旨分庄。
在此之前，宋仁宗下达诏书，令义门陈拆家分庄。这时的义门陈，虽然在下坡路上滑行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毕竟是一个有着巨大规模的家族，不仅有3900多人，而且有田庄、楼堂、作坊、院场、山林等大量家产，要分拆谈何容易。但皇上有旨，又必须执行。只是这么大的一个家族怎么个分法呢？这么多人又分到哪里去呢？为此有人想了个办法，向家长陈泰建议，把老祖宗铸造的那口多年不用的大铁锅吊在义门堂的中梁上，再让它砸下来，砸出多少块碎片，就分成多少家，就到多少个地方去。陈泰听了，连连点头，觉得这是个好办法，于是就命人紧锣密鼓地落实。现在一切都布置完毕，只等陈泰一声令下。
陈泰闭着眼睛坐在高高的椅子上纹丝不动，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只见他眼睛一睁，朝着吊在中梁上的大铁锅，把手狠狠地一挥：“解开绳子，砸!”
声音不大，但斩钉截铁。
随着咣当一声巨响，大铁锅砸了下来，碎片散落在地上，大家小心翼翼地捡起，算了算，二百九十一块!
这个数字，意味着陈氏家族的人要分庄去这么多的地方，从此天各一方，在那里安家落户，在那里生儿育女，在那里祖祖辈辈地生活下去。
这与其说砸碎的是大铁锅，不如说是砸碎了义门陈家族人的心。
家长陈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难受和痛苦。一个传承几百年的大家族，就要在他的手里结束了。他感到有愧于祖宗，有愧于义门陈的门庭。这次对家族的拆分，皇上美其名曰因义门陈孝义太盛，散至各地做忠孝典范，教化民众。其实，这里面还有着不便说出的理由，只能永远埋在义门陈家族人的心底。
陈泰心里清楚，皇上颁旨让义门陈分家，这里面隐隐约约透露着朝廷的某种担心和防备。当年，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前，担任后周殿前都点检和节度使的要职。因为手握重权，声望日隆，终于在一个叫陈桥的地方，逼迫年幼的皇帝让位，把黄袍加在了自己的身上。大概是觉得理亏心虚，赵匡胤担心别人仿而效之，为防止类似的事情在子孙身上重演，他不时提醒，皇榻之侧千万不能有他人安睡。对老祖宗的这个训诫，宋仁宗当然不敢忘怀，当然时刻铭记在心。如今的义门陈，虽然以孝义行天下，对朝廷也很忠诚和维护，但毕竟已经是个举足轻重的大家族了，而且有那么多人在朝廷和地方为官任职。现在虽相安无事，但若再发展若干年，那时人更多势更大，谁能保证不发生变故？再说又传闻义门陈那个地方要出天子，那就更危险了，特别是陈氏家族在历史上还有过这方面的“前科”。南北朝时期，陈氏的先祖陈霸先原是南梁的大将，公元557年，他逼梁敬帝禅位，自己做起了皇帝，国号陈。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对于这样一个有着这方面遗传基因的家族，更应当十分警惕和防范，趁其在困难之时分而治之，让其偃旗息鼓，以消除大宋王朝的后患，这应该是上策中的上策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让义门陈分庄的主意是当朝大臣文彦博、包拯等首先提出来，并建议皇上采纳的。凭良心说，这些大臣对义门陈家族总体上是不错的。在义门陈受到皇上的多次旌表嘉奖后，他们也跟着唱和，写了不少诗文给予赞扬。文彦博有诗云：“御笔亲题灿锦霞，满封官职遍天涯。名垂万古应不朽，庆衍千秋宰相家。”吕端有诗云：“八百头牛耕日月，三千灯火读文章。永清潭底观鱼变，东佳岗上听莺吭。”但是，出于同朝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考虑，这些朝廷大臣在骨子里对义门陈又不是那么放心的。他们怕义门陈继续发展下去，如一旦生变，不仅会危及朝廷安全，也会危及自己的利益。如果说朝廷是棵大树，那么他们就是这棵大树上结出的果，树之不存，果将焉附？所以，无论从哪方面讲，他们都要为朝廷的长治久安竭诚尽力。有一个传说可以证明大臣们的这种心理。据说有一年，皇帝派了个钦差大臣来到义门陈视察，一进村里，百犬夹道而立，像仪仗队一样对他热烈欢迎。这位大臣感到很神奇，随即命人拿来一百个米粑放入食槽里，这时九十九条犬来到槽边，但并未开吃。就在大臣将信将疑时，只见有只白犬衔了一个米粑送到一间草屋的一条黄犬嘴里，然后转身回来高吠一声，众犬才开始吃起来。事后他才知道，这只黄犬腿瘸，行走不便，但每次进食，都不会被忘记。钦差大臣不由赞叹：“真乃义犬也!”回到朝廷后，这位钦差大臣向皇上报告此事，在赞扬之余，发出一声感叹：“犬且如此，何况人乎!”这话实际是在间接提醒皇上：一个连犬都能团结如一的家族是十分可怕的。人类的高明之处，就是往往在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中包藏着某种用心和计谋，让对方在不知不觉中欣然认同和接受。为什么文彦博、包拯等人向宋仁宗奏请分拆义门陈，皇上欣然批准？除了对了皇上的心思之外，恐怕与这些人的心态也有很大的关系。
当皇上和朝中大臣不约而同想到一块的时候，义门陈分家也就不可避免了。
当然，义门陈的衰败，也让朝廷产生了一个新的担心，这就是一个家族一旦穷了，什么忠孝，什么正义，也就被扔到一边去了，也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。历史上的那些造反和起义，不都是被贫穷逼出来的吗？义门陈这么一个大家族，再贫穷下去，如果揭竿而起，那不是对朝廷的最大威胁吗？
义门陈的拆庄分家，是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。
七
带着依依不舍，带着惆怅遗憾，甚至些许怨言，义门陈人上路了。他们裹着行装，扶老携幼，分别奔向七十二个州郡的二百九十一个地方。
开始时，他们的脚步显得很沉重、很吃力。但不知不觉间，他们好像冲过了某种羁绊，心里豁然开朗了许多，步伐也变得轻松起来。
分到各地的义门陈家族成员，也许刚刚安家时不习惯，慢慢地，陌生就变得熟悉，他乡就成了故乡。
从此，各地的义门陈人，勤奋耕耘，精心治家，保持和发扬孝义、和谐的家风，且代代相传，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绽放出夺目的光彩。
从此，各地的义门陈人，生生不息，代代繁衍，到今天已经达到近2000万人，不仅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，而且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。有人做过统计，散居海外的义门陈后裔共有300多万人。真可谓是“天下义门出江州，一门繁衍成万户”。
从此，义门陈后裔中贤能辈出，他们的身影闪烁在中国历史的各个领域。尤其是在近现代，出了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。他们文韬武略，各领风骚，功勋卓著，光耀史册。清末著名的维新派人士陈宝箴及其后辈陈三立、陈寅恪，我党老一辈领导人陈独秀、陈云、陈毅、陈赓等都是义门陈的后裔。
一个义门陈分庄了，千万个义门陈崛起了。拆分的是一个家族，壮大的是一个姓氏。
分庄，使义门陈重新获得了生机，重新焕发了青春。
分庄，使义门陈产生了裂变，产生了飞跃。
没有分庄，就不可能有“天下义门陈”。
如果说长期聚居不分家创造了义门陈的第一次辉煌，那么拆庄分家则创造了义门陈的第二次辉煌。
千百年来，不管哪里的义门陈人，都以“义门”为荣，他们房子的大门上或者大厅里，都悬挂着“义门世家”或“江州义门”的匾额，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居地，念念不忘自己是江州义门陈的子孙。在他们心中，义门陈永远具有神圣崇高的地位。不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，每逢过年过节，他们都要向着江西德安义门陈这个方向，遥相祭拜，以寄托对祖宗故土的思念。
千百年来，不知有多少义门陈的后裔跋山涉水来寻访他们的祖居地，不知有多少义门陈的后裔在续写义门陈的篇章。清朝康熙七年即1668年的清明节，分庄到湖南常德武陵庄的义门陈后裔陈建松等3000余人，相约到义门陈故里祭拜祖先。他们目睹祖居地恢宏秀美的建筑全都荡然无存，回忆着祖先孝义治家的种种动人事迹，不禁思绪万千，一致表示要重振义门陈的雄风。最后，在陈建松的建议下，大家买来工具，伐木拓土，架梁砌墙，建起了一座精美巍峨的建筑，并将其命名为重兴祠。直至今天，类似的故事还在继续。湖北黄梅县有个叫陈雁南的人，是义门陈的后裔。他高中毕业后当了一名教师，业余研究义门陈文化。苦于没有研究经费，他辞去教师工作，开了一个无线电修理店，把赚来的钱全部用来研究义门陈文化。他背着一个尼龙袋，不顾酷暑寒冬，风餐露宿，日晒雨淋，考察了全国大部分省市义门陈的实地，查阅了许多图书馆的资料，访问了许多义门陈的后裔，通过九年的努力，编成了八卷本一百五十多万字的《江州义门陈文献集》。台湾是义门陈后裔的重要聚居地，在义门陈文史馆举行开馆典礼时，有几位台湾义门陈后裔专程赶来参加，并深情地说道：“到了义门陈故里，就找到了自己的根和脉，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。”
其实，这些年来，不仅仅是我国各地，全球五洲四海的义门陈后裔，他们或从新加坡，或从马来西亚，或从美国，或从欧洲，或从澳洲，都纷纷来到德安义门陈故里。他们在这里肃然而立，他们在这里深深鞠躬，他们在这里跪地祭拜，他们在这里不约而同地深情呼喊：“德安义门陈，我们心中永远的老家!我们梦里永远的牵挂!”
刘上洋，江西安义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。发表了《关于提高宣传艺术的几个问题》等各类论文近百篇，主编了《经典江西》《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》等大型丛书，创作了《井冈山》《神奇赣鄱》等大型歌舞剧本，著有江西文学史上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江西改革开放历程的长篇小说《老表之歌》，出版了《在前人已有答案的地方》《废墟的辉煌》《高路入云端》等散文集。所发表的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并入选国内多种权威选本。其中《井冈山》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《双头鹰的国度》获冰心散文奖，《九江赋》被评为“影响中国旅游的文章”十强，《一张小桌和一首名词》《停滞的繁华》获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金奖，《万里长江第一湾》获井冈山文学奖，《废墟的辉煌》被省外收入中学生课外读本，《江西老表》被收入2012年《中国文学年鉴》，被认为是近年来国内文坛剖析中国地域文化性格的难得精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