乐府采诗说，源出汉儒。但采诗与乐府之真正绾合，则完成于盛中唐诗学革变思潮中。两宋以降，依托“采诗说”观风察政的核心要义，乐府诗成为诸多诗体中最具社会担当的一种。从“采诗”角度审视乐府诗体的意蕴生成，可在当下正确认识与发扬乐府学。
汉儒对乐府与采诗的关联建构
汉儒对先秦周代实行“采诗制”极为推崇，汉代文献对此多有表述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：“孟春之月，群居者将散，行人振木铎徇于路，以采诗，献之大师，比其音律，以闻于天子。”《艺文志》亦曰：“古有采诗之官，王者所以观风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”何休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：“男年六十，女年五十，无子者官衣食之，使之民间求诗。”采诗主体无论是王官、“行人”或年迈“无子者”，都是代表官方的制度执行者。“采诗观风”无疑是汉儒最为推崇的一种周代古制，也是最理想的王权与民主结合的政治制度。
汉武帝之前，作为周代古制的“采诗观风”，与汉承秦制而来的“乐府”部门似无任何交集。乐府始设于秦，汉初承之，下设乐府令负责整理乐章，以备朝廷之需。汉武帝重定郊祀礼，极大提升了乐府职能。《汉书·礼乐志》：“至武帝定郊祀之礼……乃立乐府，采诗夜诵，有赵、代、秦、楚之讴。”乐府本就司掌俗乐，故汉武帝将郊祀用乐交由乐府总领。此举奠定了乐府机关作为国家最高规格礼仪用乐的专职部门形象。此言“采诗”并非绍述先秦古制，而是直指当下，即将“采诗”表述融入重定郊祀礼的用乐需求，进而与乐府形成关联，此为“乐府采诗说”之滥觞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又曰：“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，于是有代、赵之讴，秦、楚之风，皆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，亦可以观风俗，知薄厚云。”至此，“立乐府—采歌谣—观风知政”的逻辑叙述，盖过了“立乐府—采诗夜诵—郊祀礼乐”的现实之需。采诗的主体，也被明确赋予了乐府人员。
此后随着乐府地位提升，四方俗乐确有汇聚宫廷之势。但乐府之俗乐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“观风知政”效果？从现存汉乐府诗以及两汉文献记载看，并无特别有力的数据支持。现存百首左右汉乐府诗中，真正反映民生的占比并不突出。汉哀帝罢乐府，所见名单有“夜诵员”及各类乐工，未见采诗员。绥和二年，哀帝省乐府诏令曰：“郑声淫而乱乐，圣王所放，其罢乐府。”这与班固对武帝推行“乐府采诗”“观风俗，知薄厚”的表述差距甚大。故而，班固虽对“乐府采诗”言之凿凿，然整个六朝时期，“采诗”似乎仅见诸史家慨叹，并未对文人乐府及文学观念产生影响。
北朝巡省采诗与南朝乐府的抒情化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北方政权更迭频繁，建政者多为少数民族，对于礼乐政教的体认主要受汉文化影响。其中，北魏作为鲜卑族拓跋部落建立的国家，汉化政策最具成效。北魏建国后即注重礼乐建设，元会及四时飨会“备列宫悬正乐，兼奏燕、赵、秦、吴之音，五方殊俗之曲”。为了广访得失，北魏朝廷还推行巡省制，命风俗使赴四方“观察风谣”。孝文帝拓跋宏朝，张彝就以巡察使官身份巡视地方，“周历于齐、鲁之间，遍驰于梁、宋之域，询采诗颂，研检狱情，实庶片言之不遗，美刺之俱显”。最终将采集整理后的七卷歌诗上呈朝廷。显然，北魏孝文、宣武时期的文化政策，对巡省官员的采诗行为是鼓励的。不过，北魏这次有明确记载的采诗行为，并非来自专职乐府员，而是依托观风察政、考核吏治的巡省制度。北魏的乐府建制，与其有意识地推行汉化政策直接有关，是将礼乐政教作为汉文化中极具特色的行政制度进行仿效，采诗并非乐府专职。风俗使巡省四方，存问民生，观采风谣，在隋唐及以后朝代皆有记载。
作为中原王朝政治文明的主要承袭者，东晋南朝士族文人在汉儒建构了乐府与采诗关联后，虽然“采诗”作为古制仍被追慕，但与乐府的关系很难再推进一层。沈约《宋书·乐志》明确提出“秦、汉阙采诗之官”，直接否定周代采诗制在秦汉有所复兴的设想，截断了班固将汉乐府采诗与传统采诗进行关联的努力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乐府篇》叙先秦古制说：“匹夫庶妇，讴吟土风，诗官采言，乐胥被律，志感丝篁，气变金石。”充分肯定诗官采诗配乐的成效。而对汉武帝以四方俗乐行郊祀祭礼的行为持批评态度，慨叹“《桂华》杂曲，丽而不经；《赤雁》群篇，靡而非典”。在南朝史家、文论家笔下，汉儒所述汉武帝立乐府在礼乐政治建设方面的神圣性有所消解。
中唐文人诗教与乐教相统一的诉求
隋唐大一统政治格局，以及开放的文化政策，促进了中外音乐深度交流融合，形成新的音乐品种——燕乐。《乐府诗集·近代曲辞》所录即隋唐燕乐杂曲所配之歌辞。近代曲主题多叙征戍离思，绮怨伤情；或写宫廷宴乐，风华流美。曲辞亦有选用、截取唐人诗作，多五、七言绝句体。作为唐诗与唐乐的结合，近代曲正是彼时最为流行的文艺样态。但这种现象已引起有识之士不满，如李白以写作感讽精神的古题乐府对抗流行的乐府新声。
实现诗教、乐教统一，是中唐文人推行乐府变革的主导方向。元和四年，白居易在朝任左拾遗，写作《新乐府五十首》，内中既有讽兴劝上之作，亦有训俗化下之章，最后一篇专言《采诗官》，“鉴前王乱亡之由也”。诗人在“辞”“言”“事”“体”方面主动与采诗制配合。刘禹锡乐府诗亦多标明“俟采诗者”“以埤乐府”或求“续于乐府”。诗人们为全面复兴采诗古制奋力疾呼，视之为乐府诗价值实现的制度保障。乐府与采诗，遂由史家笔下的官署职能记述，升华为文学领域内之创作理念。
基于采诗之想，强调乐府美刺比兴功能，宋元以降代有余响。宋人郑樵甚至认为秦之所亡原因即“不置采诗官”。郭茂倩《乐府诗集·新乐府辞》叙论言：“由是观之，自风雅之作，以至于今，莫非讽兴当时之事，以贻后世之审音者。傥采歌谣以被声乐，则新乐府其庶几焉。”作为“未常被于声”的唐世新歌，“新乐府辞”正是供审音者采摭的准歌辞。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，晚岁“乐府效张籍”，《输麦行》《饥乌词》揭示民生困苦。周紫芝师事张耒，亦倡导乐府需“有补于世教”。明代复古风气下，王世贞于乐府求变，认为古乐府正是“作而备太师之采”。后进陈子龙新乐府“以诗纪史”，直录时事。明清之际，古乐府写作进一步融入诗史精神。
综上，乐府采诗说初由史家建构，后经文人阐发，最终熔铸为具有深远影响的诗学观念。乐府写作与采诗观风结合，故于内容求实录，形式求通俗，上感于上，下化于下，较普通诗体更具人文理想和济世之功。晚唐诗人皮日休重申乐府正道：“乐府者，盖古圣王采天下之诗，欲以知国之利病，民之休戚者也。……由是观之，乐府之道大矣。”采诗观风知政的功能论，大大提升了乐府的文体地位。促成与推进这一文史现象的，正是古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，积极参与制度建设、风俗引导的使命诉求与淑世情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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