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有些人将恶心的面包喂给鸟吃，一定要将这些人打倒在地。”
——《超现实第二宣言》
“一个吻的世界中,我的世界/是那些硕大的壳/它们来自腹部亲水的天堂龟/逢夜必在爱中战斗/敌手是巨黑鼋/根的参天蜈蚣。”
——长诗《水之气》
安德烈·布勒东
安德烈·布勒东是一个诗人。布勒东的宣言与举措对文艺世界的影响堪称疯狂，安德烈的诗作没有得到应该而具体的认识。本书启动于2021年的冬天，它是与安德烈·布勒东在1916至1940期间写下的这些诗作的相认，不过是以另外的语言，一种作为笔画而非字母的语言。
大家知道，布勒东是革命的先锋，运动的磁场。他不顾什么是“正确”。他握住文艺传统的身体，一次次削去它深陷的泥足。第一次，放弃象征主义，第二次，宣布达达已死，第三次，他拉出超现实主义的方舟，载上如艾吕雅，如阿拉贡，如达利一样的希望种子。这不断重来的抵抗，类似于每个熬过一战的幸存者，毕竟，谁会想到还有二战在前头等着呢？在炮弹飞洒的巴黎，布勒东把诗歌当成手指，写出一个巨大的怎么办。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《怎么办？》吗，还是列宁的《怎么办》？艺术家们之所以追随布勒东，正因为布勒东是这样一个“有办法”的人。他不但像作家那样对时代提问，还像革命家那样勇于应对时代的问题。在文艺和革命的关系中，他没有厚此薄彼，一套制敌的招式从两种激情里得到发明：上世纪二十到五十年代，布勒东在两次大战间创建超现实派，它强烈的在场，一洗文化制度的旧习，得到惊世骇俗的成功，从法国播向了世界。
可是人们对这套招式的好奇，总是大于那些苦炼的手指。安德烈坐在椅子上修改诗作的身影去了哪里？被奋进的口号贱斥下去的，是显得柔顺的诗歌，是如德里达所称的不在场的书写。书写而成的事物，总是与它的指示物，与现实之间有所间隔，间隔是生成的开始，也铰接了被遗忘的身体。
但最美的,在某些字母的间隔里/比正午星星的角还白的,那里的手/毁掉了白色的燕窝/为了让雨始终下得/很低很低,就连翅膀也无法插入/人们沿着间隔的手指登上的那些手臂，轻佻得连草地在池塘上织就的优美蒸汽也不足以映照/这些手臂什么也不能铰接,除了一个格外危险的,为爱而生的身体
（诗《书写的走掉》，见《盈边》《白发手枪》一节）。
如此的间隔开放出无限的可能，它是一道永远有待于盈满的边缘。无数诗人有过这样的体验，在付印的时候，书写离自己而去，冷酷地一走了之。“我不会再看到这些了,因为有个不可思议的眼罩蒙住我/在这层层叠叠的伤口里,捉迷藏。”而诗人丢失的身体，却来到我们这里，等待着被阅读者拾取。我们所能做的，就是用懵懂的目光上前，把视线凝细些，往一首诗、一条附注的尺度上去够，集结到事物缩入词语的边缘。然后，在他手指停留的地方，我们看到了什么？
抛开语言与语言的意识（这个话题足以另起一些文章），这里至少还有三件形状分明，又让我们倍感亲切的东西：历史、人，还有爱。历史和人已经不陌生了，它们无时不刻地包围着我们，拥挤着我们，反过来说，正因为它们过于熟悉，才变成了健忘的材料。至于爱，听起来颇为神秘，但在布勒东这里，爱不仅仅是爱，爱也是一种深邃的价值教育。我们不需要思考就能理解的这三件东西，作为光亮的标记，有助于我们在这些浓暗的诗里穿行。
一个早期的例子是放入《虔诚山》里的短文《不牢靠的房子》。六十多岁的老诗人阿波利奈尔，无意中路过建筑倒塌的事故现场，救下一名晕厥的男孩，成为了邻里称赞的英雄。在这篇报道性质的简文中，蕴藏着两道恐怖的边缘：1.现实中的阿波利奈尔已因西班牙大流感去世，死于本文写下之前的三十八岁。2.差点死去的男孩名为小莱斯波尔（Lespoir），发音与希望（l’espoir）相同。这是布勒东虚构的一份饶有趣味的卷宗，假使阅览者心生疑窦，也许就会往它的背后瞧去。可是，一旦忍不住查阅了真正的卷宗，差异的游戏就会出现，事实来到幻想的边缘，与之产生激烈的间隔。这里的幻想不是事实外的空间，反而，事实成为了幻想达不到的极限。被救活的希望，原来不是如实的记录，而是一份憧憬，死去的历史，则经过回忆化为了令人心碎的爱。
不受意识控制的“自动写作”，是布勒东诗歌实践中的一个美丽传说，但它的命名并不能概括布勒东的书写原则，反而意味着一种精湛的知识处理技术。1871年5月23日,巴黎公社运动末期的血腥一周,当凡尔赛军队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夺回巴黎时,120名公社妇女保卫了布兰奇广场。这些妇女挡住了部队,然后精疲力尽、弹尽粮绝地撤退到皮加尔广场，无法撤退的人，则被当场处决。在《最后一次起义》中，也有这样一个布兰奇广场。这个布兰奇广场上太阳很冷，遍布残骸。当一封信抵达“我”时，残骸之中会“浮出我的勇敢”，“我”会发出从人们未听过的话语，这些话语将会燃烧，“我”一直在等待这封信，尽管它那样小，“我”希望这封信别在毒药中迷失了自己的路。这样的一首诗，只是“手术台上的一把雨伞碰到一架缝纫机”（对自动写作的经典表述）的状况吗？显然是否定的。对历史与记忆信手一握的征用？具有召唤意识的通灵？这些表述如自动写作一样不足以信赖，更重要的是，布勒东的书写具有某种存在的理由。布兰奇广场就是顺着这个理由爬到了我们的脚下。
类似的回音，在布勒东后期的诗作中越见越多，一个诡异的局部，细究起来，或许对应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广阔历史：查理六世在一片树林里突然发疯，疑心遭到背叛，打死了他的骑士。疯王查理的野人舞会上，查理的弟弟奥尔良公爵不小心点燃火把，烧死了按照查理要求装扮的五个野人，引发了法兰西王朝的历史巨变。这是长诗《海市蜃景》的最后一个主题，我们有所发觉，于是在诗歌外部查明了这段真实记载。历史写满了男性的名字，但这段诗歌的视角却始于夺权的王后伊萨博，终于高尚的公爵妻子维斯康蒂。她们中的一个，对于神志不清的国王而言是清醒的，另一个，对于遭到刺杀的公爵而言是长命的，与此同时，她们也参与了这全部的事变与旁观。在表意的角度，她们的潜能超越了这对一疯一死的兄弟，在布勒东的书写中，她们具有了更长的标记结构，因而也具有了更高的权威与力量。
或许，意识的钩沉也好，书写的延伸也好，布勒东的知识追求的本就不是高度的表意，而是一种崛起的精神。这样的精神似乎有着古典的价值，也有着现代的价值。我们发现，他本人所有的经历，都在寻找这两种价值的奇怪交融：“我们对世界不能妥协，不能宽恕。要将可怕的市场抓在自己手里。”（《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》，1930）不能妥协，但要抓住。这当中既有维斯康蒂颠覆丈夫的野心，也有伊萨博对丈夫忠贞的爱意。二战期间，布勒东被维希政府封禁，开启了流亡美国的生活。生活稳定后，他在大西洋群岛逗留了两年之久，写下了组诗《媚外者》。海地的赫克托·海波利特与林飞龙的艺术，因为布勒东的推崇而名扬四海，回到法国之后，布勒东开始与让·杜布菲一起呼唤世界对原生艺术的注意。每一次，这样的注意都是从诗歌流向公众的，诗意似乎可以提前接纳社会当时所不能的一切。从《维奥莱特·诺齐埃尔》《邮差薛瓦勒》到《媚外者》，布勒东的书写总是不偶然地停顿在这些所谓的“边缘”。女性、疯人和原始主义，接连被召唤到指下，接受布勒东的淬亮。这样一种连接的本身，既不能被划入致力于提升弱势者地位的后现代思想，也远称不上什么纯正的远古信仰。它只是依靠诗的形式批判了西方传统的社会价值，而这些诗的本身更在乎的是爱。历史、人，以及这种价值之爱，三者之间近乎狂热的调制，就形成了书写者布勒东的朴素魔法。
福柯曾在布勒东逝世之际接受采访，认为超现实主义的“体制”已为布勒东的形象戴上了非理性的面具，而现在需要增加的，是一个知识的布勒东的形象。“对布勒东来说，被迫进入知识的写作（以及被迫进入写作的知识），反而是一种把世界推到它的界限之外，迫使它走向边缘，把它放到最接近于最远离它的东西的位置上的方式。这解释了布勒东对无意识，疯狂以及梦的兴趣。”（安德烈·布勒东：一种知识的文学，米歇尔·福柯文，王立秋译。译文略有改动。）表面看来，布勒东的踌躇满志开辟了全新的阵地，而这个阵地又为一个时代的创作者们赋予了更大的自由，而实际上，这片阵地并不是新的。布勒东的知识型写作，是对于目前的巩固之物，对于社会管制、美学管制以及人们头脑中的思想管制的一种揭露。在这种揭露之下出现的地带，是人们曾经看见过的地带，也是历史跋涉过的地带。布勒东用文字激活了、丰沛了那些潜藏已久的事物，因为他认为这些事物对于人们的未来至关重要，这就是为何布勒东的知识与一种价值有关。
布勒东的诗仍旧是变幻莫测、晦涩难解的。这些幽灵般的文字既呼唤着读者的辨认，却又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抵达。于是，猜测与可能就追逐着彼此，等待着彼此，在所指缺席的地方盘踞。但对于理解诗人布勒东而言，价值是更要紧的。他的书写是一种不断在世界与写作的交汇之地发生充盈的运动。这种运动，正因为碰到了所指物的缺席，对同一性的疑问，以及在场的压制而无法达成彻底的充盈。价值就是打开生产的潜能，这里的生产就是掉头走向另一边的充盈。因此，在布勒东向世界发出超现实主义宣言的那一刻，或许就宣判了这种充盈状态的死亡。如同达达一样，它已无力走向另一边的充盈。但我们可以学习布勒东身上的力量，不必气馁，不必迟疑这次冒险，仍旧在差异中积极地释放着想象成分的，还有诗人安德烈的书写。对于《盈边》而言，向写作开放的世界，就这样被放在了最接近于最远离它之物的位置上。
【本文为《盈边：安德烈·布勒东诗选》的译后记，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。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