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昊苏（南开大学文学院）
2021年2月23日，是南开创始人张伯苓（1876.4.5-1951.2.23）逝世七十周年的日子。
天津南开大学张伯苓雕像。
因张伯苓晚年任职国民政府，引发较大争议，在张伯苓逝世的前三十年中，以比较客观的态度评述张伯苓，要面临非常巨大的政治压力。大陆对张伯苓，曾经以冷淡、讳言为主，更一度有“奴化教育”之恶谥；台湾地区亦出现了服务于政治需要而炮制的伪文献“张校长伯苓晚年遗嘱”。1979年，张伯苓骨灰被妥善安葬于天津烈士陵园，官方致祭时称之为“爱国教育家”。1981年，梁吉生的长文《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》是文革结束后首篇系统论述张伯苓思想的学术专论，为张伯苓研究奠定了基础。历经整整三十年的波折，张伯苓才由“盖棺”而渐得研究，而形成“定论”。
七十年后回首，南开学校可以说是张伯苓留下的物质遗产，并已经“私立非私有”地进入到社会领域。那么，何为张伯苓留下的精神财富？在今天，普通人听到张伯苓这个名字，除了南开创始人，还会想到什么？
张伯苓较少系统性的教育思想论著，但演讲、言论富有感染力，当时即有较大影响，如张学良（1901-2001）早年就因听了张伯苓“中国不亡，有我”的著名演讲，一时振起爱国激情，直至晚年仍念念不忘。为今人所熟知的“奥运三问”与“爱国三问”，也是张伯苓似不经意而发，但却流播广泛、内涵深刻，值得不断省思——此类言论，与张伯苓终生致力的中学、大学教育理念关系似乎较远，但却揭示出这位教育家的另一面向：教育办学固然是张伯苓生平中最闪光的成就，而在其背后，仍含有改造国民文化教育的深层关怀，其历史影响也因之超越一城一校。某种程度上，南开学校只是张伯苓改良社会的小试验场。张伯苓的思想遗产，在今天还没有被完全发掘、解读。
体育的深意：重看“奥运三问”
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前，张伯苓最为人熟知的头衔也许是“中国奥运第一人”。
向前再推一百年，张伯苓的一篇演讲发表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所办的英文刊物《星期报》（TientsinYoungMen，1908.5.23）上，其内容是介绍古代奥运会的历史、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现状，还特别建议中国应派遣选手参加奥运会，并且力争申奥。这一演讲后来被凝练为著名的“奥运三问”，即：
中国何时能派人参加奥运会？
中国何时能够派支队伍参加奥运会？
中国何时能够举办奥运会？
在积贫积弱的清季时期，为何要专门考察、推重与民生看上去无甚关系的奥运会？纵览张伯苓一生教育言论、社会行迹，体育的地位实在重要。若论核心，不外乎“体育救国”与“以体育人”。
何为“体育救国”？
我们首先须得知道，体育从来不是单纯的竞技，而始终与世界政治、地域分歧密切纠缠，由体育引发纠纷的历史案例，实在指不胜屈。这在张伯苓的时代更是明显。
张伯苓参与发起的远东运动会（原名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），宗旨为“协助增进各种经济运动之事业，发展各种竞技运动之组织，并增进运动之兴趣，发扬高尚之精神”，但实际上与东亚政治主权之争始终关系密切，运动员“各为其国家振发尚武精神”（《远东运动会纪事（十一）》，《》1915年5月16日）。如第二届远东运动会（1915.5）在上海举行，当时正逢“二十一条”之争端最剧之时，就读于南开学校、绰号“飞毛腿”的郭毓彬（1892-1981）在“八百八十码赛跑”和“一英里赛跑”力挫日本选手（注：相关研究多说战胜日本选手吉子英，然吉子英实际为北京运动员，此说甚非），两夺金牌，这不仅是中国选手首次在国际赛场上夺标，也在当时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针兴奋剂，时人曰：“锦标竟为著名之大老病国所得，此亦差足自豪者欤”（狄侃：《参观远东运动会记》，《复旦》1915年第1期）、“中国人到底不弱，苟能勉力上进，则岂特区区运动可以优胜他国，举凡国力文化亦必有出类拔萃之日”（霆公：《再记远东运动会》，《协和报》1915年第30期）。郭毓彬凯旋，校友周恩来（1898-1976）特别率同学手持锦旗在校门口迎接，并为郭氏召开庆功大会。这一事迹也被张伯苓在此后演讲中多次提及，称之为“南开精神”。
而著名的“中国出征奥运第一人”刘长春（1909-1983）拒绝代表伪满洲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，此争议之背后与九一八事件后日本侵华的野心关系密切。斯时，刘长春愤然回应将以中国运动员身份参赛：“予乃堂堂中华民国之人民，此行自然是代表中国。”（另一说为“苟余之良心尚在，热血尚流，又岂能忘掉祖国，而为傀儡伪国做马牛。”）张伯苓得到消息后，马上联系中国体育组织急电国际奥委会为刘长春报名，由张学良捐献8000银元，资助刘长春前往洛杉矶，此为今人所熟知之故实。而需顺带提及的是：从日文史料看，第八届远东运动会（1927.8）的日方报道中，就有着非常军国主义式的表述——“我军光荣成为优胜国，获得了闪耀着菊花御纹的天皇杯。”（《国际写真情报》，1927年“特辑十月号”）。至1934年远东运动会的停止，也正与日本强力施压，欲令伪满洲国获取参赛资格密切相关——本年，在天津举办的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开幕式上，400多名南开学校的啦啦队队员，在有“海怪”之称的队长，也是南开校父严修之孙严仁颖（1913-1953）的指挥下，突然用黑白色手旗打出“勿忘国耻、收复失地”八个大字，震撼全场。转日，日本驻华大使馆向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，这也成为南开在抗战期间惨遭轰炸的原因之一。
不过，若只将体育看作是服务现实政治、提升民气的手段，未免小觑了张伯苓的思想深度。张伯苓在兴办南开时大力提倡的“以体育人”，源于其接受的现代教育与督教观念，实际兼有教育理念和社会改造两大意图，故南开学校在体育方面格外成绩卓著，允为全国冠冕。
张伯苓十三岁时考入北洋水师学堂，刚刚毕业，未及登舰，即遭逢甲午海战、北洋水师覆没的败绩。他亲眼目睹“国帜三易”的大耻辱，中国士兵的衰弱，对张伯苓产生巨大的刺激。因此，南开教育始终切重体育，并且明确声明“强我种族，体育为先”。在南开校内，“教育里没有了体育，教育就不完全”“不认识体育的人，不应该做学校校长”（周立中：《张伯苓先生事迹》，《张故校长伯苓先生八旬诞辰纪念册》）之说影响甚深。张伯苓本人擅长体育运动，在执教严氏家馆之时，张伯苓尝试将近代教育理念引入私塾，其中就含有体育教育的尝试，包括径赛、足球、哑铃、体操、台球等等。胡适誉之曰：“承认科学和体育在教育上的地位，在师生的共同学习和娱乐中建立自由而民主的往来，在当时都是颇不寻常的试验。正是这些，标志了年轻的教师张伯苓，乃中国教育新哲学的创立者之一。”（胡适：《张伯苓：一代师表》，《别有中华：张伯苓七十寿诞纪念文集》）从直接的教育效果来说，南开学生中运动健将甚多，其特点是德育、智育、体育均衡发展。如前文所提及的郭毓彬，50年代即在北师大被评为生物学系二级教授，南开院士校友中特别擅长体育的也有很多人（参见胡海龙：《从南开的“院士”说开去》）。
张伯苓的体育教育理念，除旨在健壮学生体魄外，还特别提出体育对人格的促进作用。张伯苓用“仁侠”翻译英文Sportsmanship，指出体育的根本在于合作、公平。南开学校体育主任章辑五（1891-1975）撰有《南开之运动》，并拟出数十条“仁侠”的具体标准，对运动员、观众、裁判所应持有的体育道德，都有详尽规范。张伯苓称：“正当的失败比不正当的胜利，更有价值”（《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一览》，1929年9月）、“大凡有真才能者，必不肯用不正当之法以求胜人，如郭毓彬赛跑，纯恃其双足之力致胜。”（张伯苓：《欲成事者须带三分傻气》）南开以“公能”为校训，体育则以篮球“五虎”最为闻名，其竞技特点是善于团结合作，发挥各人特长，故转战南北，不仅在国内所向披靡，还多次战胜外国球队。若检索张伯苓对“能”及“现代能力”的详细定义，可见其中内容呼应密切，俨若翻版——借体育运动所达到的根本目标，是“医治中国人两种根本的毛病”，即“只有私的观念，没有公的观念”（公）和“不求进步，不求彻底”（能）。（张伯苓：《要革除自私和自满的旧观念》）
明乎此，我们可以发现，“奥运三问”当然有应对国难的特殊内涵，而其中又与张伯苓的一贯观念相表里，“尚武”以外，更有深长之意味在焉。
“爱国三问”的操作指南
你是中国人吗？
你爱中国吗？
你愿意中国好吗？
著名的“爱国三问”，近年已成为人所共知的热门话头。这三个问题，是张伯苓在1935年所提出的，其言若浅显，其意则深长。
理解张伯苓“三问”之深意，当然应结合演讲语境：1935年7月，“何梅协定”达成，河北主权丧失，人心大乱。在当年的南开学校始业式上，张伯苓作了题为《认识环境，努力干去》的演讲，开出公、诚、努力三条建议，作为应对国难的药方。熟悉张伯苓言论的读者都知道，张伯苓素来鼓吹“傻不唧唧的干”“皮戆肉厚，脑筋迟钝”，以长期诚恳的奋斗精神“抵挡猛扑而来的势力”，时人称“张伯苓是一个很简单的人，他不会效法同时代的高明人物的精明作法，但他脚踏实地且勤奋工作，在自己的事业上获得成功”，这种气质也直接影响到南开的校风。
此篇讲演里，张伯苓反复以中国与外国（尤其是日本）对比，如“我们进步，人家进步得更快……有一点不如人，全局输了，自己的一切进步都没用了”“谈到努力，我真佩服日本人”等等，都体现出张伯苓善于以敌为师的特点。在举国危在旦夕的风潮下，反对日本侵略，提倡民族自强都不足为奇，但张伯苓的切入角度与通论往往不同。在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引发日方抗议后，张伯苓那句经典的“要更巧妙的讨厌”，除彰显其爱国情怀外，更足以折射张伯苓立足于实践的通达思维和处事方略，皆绝非道学迂士之所及。
1927-1932年间，南开师生在东北至少进行了4次大规模实地考察，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、论文，所编写的《东北地理教本》（1932），充分运用南满铁路等中日文统计资料，允为当时研究东北问题之翘楚。曾任民国教育总长的南开校董范源濂（1875-1927）在演讲时也指出：“不应每年今日虚应故事的叫喊一场，我们应当过细研究日本”，此类观念在南开人物中有着相当集中的表现。又如，张伯苓在上海大夏大学演讲《对于东北问题的感想》（1931），特别引述何廉（1895-1975）“统计抵制日货，共有九次，抵后又抵，买后又买，日本并没有吃亏，中国商人又没有吃亏，吃亏的是中国消费者”的调查结论。何廉是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，以“中国化”的理念引领当时经济学研究风气，然其开展“国货研究”的同时，亦清醒指出盲目狂热实起到相反的作用，这正是时人所认为的“真诚地探索寻找中国问题的中国解答”（康德利夫：《南开经济研究所》）。
张伯苓则是从另一常识性的角度展开阐释的。在他看来，症结均在浅尝辄止与个人聪明。用南开校训的套语来说，当是缺乏合作之“公”与做事之“能”。“爱国三问”正是针砭此病而发。在我们熟悉的“三问”之后，张伯苓如是说：
那么你就要得愿意中国人都是好人。
不要太狭隘，不大。彼此要往上长，不要往下长。总是批评人，那是往下长。
在国难正殷之际，捐弃成见，以宽厚之善意待人，以对治当时国民愚、弱、贫、散、私之病，此方为张伯苓思想的精髓所在。张伯苓治校，即高度重视“合作”的价值。1921年1月，南开学校因附近天花疫情停课，张伯苓约教职员及学生代表二十人，在北京香山慈幼院会议，议定“校务公开，责任分担，师生合作”十二字为南开未来方针。中文教员陈文波在《香山会议案之提要及我个人之感想》（《南开周刊》1921年第一期）记录说：“试问学校之设施是否合乎国家之需要？对于学生之输入，是否合乎社会之需求？造就之人才，是否将来有转移风俗、刷新思潮、改良社会之能力？若曰不能，是自小视教育也。……若仅为个人增加知识技能而办教育，则教育神圣亦不足称矣。吾人……实具一改良社会之希望，因此次休课之暇，乃举行香山会议。”兴办教育、社会改良、救亡图存，在张伯苓的实际社会实践中也是相互呼应的，这应理解为“南开的真精神”。抚今追昔，张伯苓理念的价值依然彰显。
在抗战期间，张伯苓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副议长、临时主席、主席团主席，发言不多，但以维持团结为务，确起到重要作用。后他主任考试院长，仍以“公能”为教，欲以此改良铨选风气，可见其观念之一贯。张伯苓晚年介入政治，固然深受失败，然溯其思想之源，乃在于“爱国三问”中对合作的高度重视。若以香山会议的宗旨来说，则是伯苓的名言：“凡抱悲观的，多半是不作事的人，真作事的人最容易有乐观”（《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-1949》，727页）。其得其失，一在于斯！
复观南开历史上几位重要的校友，也以善于合作闻名。西南联大期间，南开力量虽弱，但依然维持“罗三校，兄弟列。为一体，如胶结。同艰难，共欢悦。联合竟，使命彻”，南开首届毕业生梅贻琦（1889-1962）的作用相当重要。凡此，均可见伯苓教诲之成功。而所谓“三问”之价值，不在于问了哪些内容，实在于问了之后应该如何去“努力干去”。
散点中的伯苓思想
张伯苓是思想家吗？
这个问题似乎一直存在些争议。确实，与蔡元培、胡适等更如雷贯耳的名字相比，张伯苓的学问素养与思想体系性似均有不及。但在散点式的言论、演讲与制度设计中，我们可以看出一套“自外而内”的一套思想：张伯苓的思想价值，并不在于书斋中的学术论辩，而在于其实践经历异常丰富，又敏锐练达，故能将亲身体悟内化为系统思维，又用极浅显生动的方式阐明，以影响听众、弟子——在南开老校友的回忆及访谈中，往往不约而同地将张伯苓称作思想家，可见其实实在在的影响（参胡海龙：《口述津沽：南开学子语境下的公能精神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2020年）。当代研究者试图整理张伯苓等实践家的思想体系，近亦有新的成果，恰可相互呼应。
张伯苓演讲，常常喜欢连发“三问”，以此引导听众思路，引出讲演核心内容。张伯苓极擅长演说，在当时动荡的历史背景下，“三问”极易震动人心，引发共鸣。
你是中国人吗？——是
你爱中国吗？——爱
你愿意中国好吗？——愿意
校对：张艳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