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溪口，在柘荣县乍洋乡，因为与浙江奉化的溪口同名，故而印象深刻。原先多次陪同记者造访，在潜移默化中早喜欢上这块人文底蕴深厚的村落，这次又在溪口村感受了一把醇厚的人文与古意交融的气息。
从柘荣县城出发，沿着已经拓宽的山路盘旋向下，直抵石山洋，所见景色越来越真切。山包结髻，芒絮飘飞。秋天的石山洋固然没有春夏时节的郁郁葱葱，但举目所见毛竹苍翠，茶叶泛绿，也不失生机与活力。石山洋是柘荣第二大洋，九龙井景区就蕴藏其中。前几年，县里还有个环石山洋旅游规划，很有前瞻性，而溪口就是这个规划中的重要景点。
顺着石山溪抵达溪口，与从溪口村前方横出的竹溪交汇于村尾。如果石山溪是一条项链，那溪口就是这条项链上的金坠子。双水汇流到金坠子上放慢脚步逗留，然后才慢慢悠悠流向福鼎，一种宠辱不惊、悲喜无痕的神态，如此修身养性的境界需要多长时间的修炼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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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安桥已经是溪口的形象代言，它是在我脑海中重复过无数次的老朋友了，只是人已沧桑，而它依旧。
永安桥修建于清朝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，总长36.2米，单拱跨径23.76米，桥宽5.23米，拱高11.82米，桥面都是用一两千斤重的条石筑成。每一块石头均从几十里外的大山加工后腰背肩扛运送到这里的，也正诠释了每一个惊艳的背后都深藏着一个个无言的艰辛。栏杆中部东侧石栏板阴刻“永安桥”三字，两对柱头各有石雕狮子一只。它是目前为止华东地区最大单孔石拱桥。几百年来，也承载了闽浙古道中南来北往的印记。桥头斜躺着八通石碑，是附近庆安、资寿、同安、长安、永安等五座古桥的乐助纪念石碑，真实记载着溪口村历史上五桥捐资、建造记录，也凸显了溪口“桥”文化内涵。
有山有水，谓之“风水”，何况溪口村还背依大山，四周又绿色环抱，两水汇流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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溪口村其实不大，只有155户554人，但却保存着古桥、古树、古宅、古井、古祠、古道、古城墙，古意横秋。
走在永安桥边上的石子路上，抚摸着古城墙，内心顿生喜悦而肃穆，一种对历史人文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。路与墙都已经修葺过，残缺的地方也复古了原先大致面貌，一些古树周边还码起了鹅卵石围圃，与古城墙、古道格调别无二致。秋冬里“幽香碧绿漫天涯”的景象已然淡去，只有“碧云笼展玉成尘”的枯草败叶，使本来宁静的村子更显寥廓。
古城墙历经数百年，仍坚固牢靠，青苔密布。“堤坝路基根自固，生机无限竞丰娆”，最是在城墙石缝中长出的茶树让我眼前一亮，还有茶蕊稀稀疏疏地开放，本来硬生生的古城墙此时也频添了几多柔软与温情。据说，这些从城墙缝隙中倔强生长出来的老茶树是通过鸟类传播种下的，茶龄至少200年至300年，其生命力之顽强令人赞叹。
不禁让我想到袁天禄在柘荣城关修建的“双城”，且溪口村全村姓袁，此城墙与彼城墙是否有某些关联？
有。明开国功臣袁天禄次兄、元末明初的福宁州同知袁深文见溪口风景优美，便据此繁衍生息。明代闽东倭寇流窜，而溪口村是地处闽浙古官道上的重要驿站，袁深文子孙便修建城堡，建造城墙，把溪口村紧紧包裹住，在城墙内屯兵、练兵。现存城墙全长600米左右，保存较好的几段古城墙中，长的高2.8米、底厚约2米，短的高约1.5米，厚60厘米左右，墙体呈梯形，上窄下宽，蜿蜒曲折。溪口村地处下游，抗击倭寇的功能已不复存在，但防洪防汛的作用却更加凸显。
站在古城墙上，青山环拥，翠竹张目，房屋依偎，溪水合流，脑海中顿时幻化出“‘山根盘驿道，河水浸城墙’。宅舍腾墟烟，‘栽竹断斜阳’”之古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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溪口之地灵有目共睹，而人杰却少人知晓。
村内至今完整保留的元朝时期探花园和清朝时期武举人的习武石锁，石锁大的重434斤，小的370斤，这在柘荣乡村并不多见，据说溪口村历史上曾经走出过一名探花和两名武举人，只可惜，溪口村宗谱在一次火灾中灰飞烟灭，无从考证，但却无法改变它为溪口村积淀的浓重人文色彩。
小小溪口村的人文印记远不止这些。
始建于明代的袁氏祠堂，坐西北朝东南，砖木结构，抬梁穿斗混合式，单檐硬山顶，面阔3间，宽9.18米，进深二进，总长30.10米，占地面积327.19平方米，中轴线上依次分布大门、下厅（内连戏台）、中厅、上厅等主要单体结构，屋内地面用三合土夯制而成。宗祠内建筑木雕、彩绘精美，尚保存有19面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木雕牌匾，还有李宗仁、杨树庄、蒋光鼐、萨镇冰、何宜武等人题写的匾额。
在近代，溪口村确实不乏杰出人物。民国时期海滨商业重镇的福鼎白琳半条街商铺都是溪口人开的；袁登九是“首届民国大会”代表；袁郑春是柘荣县第一位毕业于厦门大学的大学生；还有一大批溪口先辈迁往台湾、香港、澳门等地经商谋生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在台湾和海外的袁氏族人纷纷回乡寻根祭祖。
今日之“溪口袁氏宗祠”已成为海峡两岸袁氏宗亲情感交流的重要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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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半山毛竹半山茶”的溪口，毛竹举目可见，茶在哪里？隐在林底下，隐在视野之外的山头上，隐在史料记载里。而“小隐隐于山”的一代茶商、“白琳工夫”（橘红）的创制人袁子卿居然是溪口人，着实让笔者大吃一惊。
从元朝至元二十三年（1286年）以后，溪口就成为福宁州的闽浙官道必经之地，也由此成为周边茶叶的物流枢纽和边贸中心。鼎盛时期，溪口村茶园遍布山头，茶市熙熙攘攘，茶商络绎不绝，每日从福鼎、白琳、磻溪、点头、秦屿与浙江平阳一带来溪口的茶商达数百人，茶市热闹非凡。茶行兴旺、商贸繁荣，茶叶远销全国各地以及欧洲、东南亚地区，造就了许多茶人，而袁子卿是众多优秀茶人里脱颖而出的一面旗帜。
民国时期，袁子卿创制的“白琳工夫”橘红红茶被茶业界人士称为“秀丽皇后”，成为与坦洋工夫、政和工夫并列的“闽红三大工夫红茶”，从而奠定了“白琳工夫”的历史地位。袁子卿创立了“合茂智”茶行，成为福州华大联号最大的茶叶供应商，也由此定格了他“一代茶商”美誉。据其子孙辈回忆，每年正月十五，袁子卿在福州马尾与茶商洽谈当年茶叶交易，分头春、二春、三春三茬茶谈好价格，立马就下定金，好几担银元用船运至霞浦盐田，再雇挑夫挑回茶行银窖，这些银元就是用来收购当年茶叶的资本金，造福百姓。
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袁子卿发家致富后，常怀感恩之心，多行善举，为家乡修桥建路、兴修水利，在雪灾时为村民送米；他热心革命事业，主动为抗战捐资捐物，并发动茶商支持红军发展，为柘荣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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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文化底蕴的地方，就需要有优秀的传承。溪口村人才辈出，与这种传承是分不开的。溪口村的“节孝”“戒赌”和“耕读”故事，一直让这个小村闪耀着励志的光芒。
溪口村保存着一块御赐“节孝”牌匾，说的是清朝咸丰年间（19世纪50年代），村里一个叫袁恒赐的人救治母亲的故事。袁恒赐在外当官，他早年亡父，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。一天母亲郑氏突然卧病不起，心急如焚的恒赐到处寻医问药仍无果，在沮丧地回家途中得到邻村一位土医生指点，说需要一种特殊的配方，可让郑氏病情减缓恢复。因救母尽孝心切，恒赐不问后果，历尽艰辛，给母亲配了药，治好了母亲。后来这件事情传入朝廷，皇帝听后十分感动，并予赐匾“节孝”，自此节孝传家代代相传。
“柘水流芳”老宅院中立有一块“戒赌碑”，石碑高80厘米，宽48厘米，厚10厘米，阴刻，宋体字，全文共82字。通体呈青灰色，为清朝同治年间所立，由于年代已久，字迹已不太清晰。相传清朝同治年间，溪口村民袁恒瑶嗜好赌博，经常去邻村长岐村赌博，每赌必输，从无悔改之心，到后来竟私自将宗族的部分财产、水田、毛竹林、榅木林等典当给长岐村民以换得赌资，深受族人排挤、歧视。因为这件事，他一直被村里当做反面教育典型，抬不起头，十分难堪。妻子难以忍受，离家出走，致使家庭破裂，生活惨淡。生活逼迫之下的他突然悔悟，遂在大院中设立戒赌石碑，以此为戒，痛改前非，并教诲世世代代子孙绝不能再参与赌博。
耕读传家，也是溪口村的祖训。溪口村人祖祖辈辈辛苦耕作、乡里和睦，对教育特别重视，总是教育子女努力读书，以知识改写命运，走出大山，开阔视野，早日事业有成。子孙们牢记教诲，积极上进，仅近年来考上大学的学生多达60名，位居全乡前列。在各行各业涌现很多优秀能人，形成了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的家风家训，书写着“溪口传奇”。
老师当日启灵篇，亲手传承岂偶然。文化传承的背后，是向善向上力量的清泉，正滋养着溪口的子子孙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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溪口村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，宁德市历史名村，今天又被作为全市乡村振兴示范村，有它的必然性。乡村振兴的重心是产业振兴，所幸的是，乍洋乡正凝聚各方共识，以“一代茶商”袁子卿出生地为切入点，挖掘茶文化，振兴茶产业。
村委楼第一层被改造成茶史馆，总面积300平方米，围绕溪口茶产业发展的过去历史、现实近况、未来展望三个部分布景，分历史馆、现代馆、未来馆。“以茶史、茶事、茶具、茶俗文化为依托，生动勾勒溪口茶产业的发展历程，致力茶产业振兴，重塑传统古村落面貌，将打造集乡村文创、民宿休闲、乡村旅游、农业体验为一体的乡村综合体。”该乡领导信心满满的介绍让我十分向往。
走出茶史馆，来到紧锣密鼓建设中的“百福广场”。据了解，这个广场的所在地点，就是袁子卿的茶叶加工厂房，也是茶叶交易场所。当时有5条制茶生产线，每天吞吐茶叶量约200公斤，（当时附近村庄主要种植菜茶，长岐一带茶叶还未推广，茶叶产量低，1天茶农产量也就5公斤左右）。后来袁子卿迁居到福鼎白琳继续做茶叶生意，这里依然是众多茶贩集中交易的地方，一直延续至今。
茶饮百福，健康百年。“福”在国人心目中，是一个最具魅力、最尚寻求的美字！这个百福广场，将汇集一百个各种字体的“福”字，除了茶商聚集、茶农贸易的功能外，也将成为全村群众重要的集会点和商事议事场所。
走出村子，似乎能闻到幽幽茶香从茶厂里飘出来。“把茶冷眼看红尘，借茶静心度春秋。”不禁对溪口茶村的未来多了期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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