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宝末年，宋太祖视察西京，提出迁都设想，却遭晋王等人接连反对。面对现实压力，官家不得不把此事搁置，并表现出深深地焦虑：“不出百年，天下民力殚矣！”实事求是说，赵匡胤的理由并非毫无道理，开封地处华北平原之上，无险可守，必须驻扎大量禁军捍卫国都，想要养活几十万部队，粮草、资金、布帛等资源必不可少，筹集、运输这些东西，必然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，为北宋王朝增添巨大负担。
按照宋太祖的想法，先迁都洛阳，再迁都长安，完成后，可以借助地理上的优势，减少京师的驻军数量，一来消耗的军粮大幅减少，二来士兵退伍后回乡务农，劳动力增加，三来运输的钱粮少了，产生的物流成本也会随之下降。几个月后，赵匡胤驾崩，从此再也没有皇帝想要迁都长安，即使北宋灭亡了，元明清的统治者也没有再打长安的主意。
回首历史可以发现，从秦朝到唐朝的一千余年，长安城魅力十足，吸引了众多王朝在此建都，其中不乏秦、汉、隋、唐这样的大一统帝国，能够在长安称帝、工作是许多人的梦想，诸葛亮奋斗一生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。可是从唐朝灭亡开始，长安城好像失去了吸引力，再也没有实力强大的政权在此建都，包括宋、明这样的中原王朝。赵匡胤的规划没有得到当时统治集团的认可，也没有得到后世中国高层的肯定，这绝非偶然，背后反映出政治经济的历史变迁。
汉唐之所以定都长安，肯定是长安具备其他城市没有的优势，五代之后，历朝历代选择其他地方建都，必然是长安的优点已经消失，泯然众人矣。我们就以西汉为例，看看长安城到底有哪些优势。
脱颖而出的长安楚汉战争结束后，汉高祖刘邦开始考虑定都问题，他在洛阳和长安两个地方摇摆不定，都处于人口版图中心的位置，两者距离也不是很远，选哪个呢？功臣们主张洛阳的居多，因为他们的故乡多在沛县，离洛阳更近，探亲方便些，而且从历史经验看，秦朝定都关中，二世而亡；东周定都洛阳，延续好几百年，所以洛阳更合适。但娄敬劝刘邦定都关中，他说：“且夫秦地被山带河，四塞以为固，卒然有急，百万之众可具。因秦之故，资甚美膏腴之地，此所谓天府。陛下入关而都之，山东虽乱，秦故地可全而有也。”关中有秦岭、潼关、武关、散关、萧关等山峦、关隘的保护，安全系数高，但这一点，洛阳同样也是具备，“东有成皋，西有殽、黾，背河乡雒，其固亦足恃”。
刘邦又问张良，留侯说出了关键：“雒阳虽有此固，其中小，不过数百里，田地薄，四面受敌，此非用武之国。夫关中左殽、函，右陇、蜀，沃野千里，南有巴、蜀之饶，北有胡苑之利，阻三面而固守，独以一面东制诸侯。诸侯安定，河、渭漕挽天下，西给京师；诸侯有变，顺流而下，足以委输。此所谓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国。刘敬说是也。”
长安有两点比洛阳好，第一是经济方面，关中沃野千里，物产丰富，可以为首都提供充足的粮草和资金，洛阳虽然也有平原，但面积过小，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，而关中盆地的平原面积是3万多平方公里，在农耕时代，税收、粮食产量自然相差甚远。
第二是政治形势，刘邦称帝后，面对的主要军事威胁是什么？一个是关东地区的异姓诸侯王，韩信、彭越、英布这些人，他们手握重兵、地盘，是中央政府的隐患；另一个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，在冒顿的带领下驰骋草原，俨然一方霸主，但威胁程度最高的还是诸侯王。洛阳靠近关东地区，若韩信等人突然谋反，攻破了荥阳、虎牢关，将很快兵临城下，汉室有灭亡之虞。长安经济条件更佳，离关东更远，留给他们平叛的余地更大。权衡之后，刘邦决定采纳娄敬、张良的建议，定都长安。
由此可见，长安主要有三大优势，位于人口版图的中央，有利于加强对全国的控制；与军事重心的距离适中，无论关东还是草原，都可以及时部署，做出应对之策；关中是天府之国，经济实力雄厚，不仅能够养活首都的王侯将相及军民百姓，还可以在战争时期为前线提供帮助。秦朝凭借关中地区，足食足兵，扫清六合；楚汉战争中，萧何经营关中，源源不断输送兵马、钱粮，没有物质基础，纵使韩信能力再强，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
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：“关中自汧、雍以东至河、华，膏壤沃野千里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”，土地平坦、肥沃，面积大，灌溉水源充足，自古以来就被列为上等田地。“故关中之地，于天下三分之一，而人众不过什三；然量其富，什居其六。”关中地区人口不到全国的百分之三十，拥有的财富却超过了百分之六十，经济总量傲视群雄。刘邦定都于此，可谓实现了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统一，占据全国最好的地块，统治全国自然不在话下。
告别帝都的原因等到北宋建立时，长安城的三大优势都还在吗？第一个还是在的，另外两个变化就比较多了。关中地区的经济，已经养不活长安城的上下居民，该情况在隋唐时期已经出现。《隋书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时天下户口岁增，京辅及三河，地少而人众，衣食不给。”关中人口太多，当地有限的粮食无法满足百姓需要，遇上水旱之年，本就不足的粮食更加捉襟见肘。开皇十四年，关中发生大规模旱灾，隋文帝下令逃荒，政府官员搬到洛阳就食。连皇帝都要去外地蹭饭，供需矛盾可想而知。
入唐后，逃荒之事反而更多，唐高宗、唐玄宗多次前往洛阳，背景往往是关中发生天灾，甚至连官兵都有饿死的。唐中宗景龙三年，又发生饥荒，一斗米价值百钱，朝廷从关东、江淮调拨粮食，由于事态紧急，作为交通工具的牛竟然累死了百分之八九十。
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唐都长安，而关中号称沃野，然其土地狭，所出不足以给京师、备水旱”，关中经济养不活京师官民，土地面积固然是一方面，但经济的衰败才是主要原因。自秦朝以来，经过大规模开发，关中森林覆盖率大幅下降，水土流失加剧。土壤也日渐贫瘠，河渠中的水资源的流量严重下滑。
建造、维持繁华的大都会，木材资源是不可或缺的，盖房子、造宫殿、修陵寝要用到，日常生活中煮饭取暖也要用到，可关中地区的树木已被严重采伐，到唐朝中期，当地很难买到建筑木材，必须去山西等外地采购。假如你是木料商人，穿越到长安肯定能挣得盆满钵满。
郑国渠、白渠是关中重要的灌溉水源，可是到唐朝，水量已大不如前。据杜佑《通典》记载：“又秦开郑渠，溉田四万顷。汉开白渠，复溉田四千五百馀顷。关中沃衍，实在于斯。圣唐永徽中，两渠所溉，唯万许顷。洎大历初，又减至六千二百馀顷，比于汉代，减三万八九千顷。每亩所减石馀，即仅校四五百万石矣。地利损耗既如此，人力散分又如彼，欲求强富，其可得乎！”
西汉时，两渠能够灌溉农田四万四千五百多顷，到唐高宗永徽年间，只剩下一万顷，又过了一百年，只剩下六千两百顷，下降了百分之八十七。水资源大幅减少，过度开发后，土壤也变得贫瘠，唐代陕州等关中地区出现了“土瘠民贫”的记载。没有水，土壤肥力断崖式下降，农业生产大受影响，所以唐人非常怀念汉代的关中，感慨自己生不逢时，错过了好时候。
结合《通典》的数据可以看出，唐代关中地区比汉代每年要少收几百万石粮食，可人口却一点都不比西汉少，遂产生巨大的收支差。唐玄宗时期，京畿地区每年只能上交一百多万石粮食，需求量却是一千万石，关中只能满足长安十分之一的需要，布帛、资金的差距比例也是如此。为了稳固统治，唐朝政府必须从外地调拨剩下百分之九十的差额，这个过程非常痛苦。路途远，运量大，交通工具落后，河流变数多。
《旧唐书·食货志下》记载：“昔贞观、永徽之际，禄廪未广，每岁转运，不过二十万石便足。今国用渐广，漕运数倍，犹不能支。”太宗、高宗在位期间，每年漕运二十万就够，当时刚刚经历隋末战乱，人口锐减，吃饭的人不多，官僚机构也没有后来那么庞大。军事上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，军粮好解决，后面改成募兵制就难办了，都得朝廷筹集。所以漕运数量虽然翻了好几倍，仍然不够长安皇室、官民的开销。
安史之乱后，经济重心南移趋势明显，雨热同期、种植水稻的长江中下游平原逐渐崛起，出现了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，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等谚语，如果还要以长安为都，就必须从江南运输钱粮进京，但是从开封到洛阳的通航条件不佳，从洛阳到长安经三门峡砥柱之险，情况更加恶劣，常有船毁人亡的惨剧发生，甚至出现斗钱运斗米的说法，这是用生命做漕运，用巨资做漕运，物流成本太高了，不堪重负，可又不得不做，赖以生存的物资进不来，百姓何去何从？朝廷如何运转？
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有一个办法是最简单的，那就是搬出去。想要让关中恢复到秦汉时期的经济水平，不现实，生态环境恶化到这个地步，绝非一朝一夕能够挽回。汴州到长安漕运的艰难，也并非当时的技术水平能够化解。既然人类无法改变环境，那就只好改变自己，放弃长安这个古都，把新的都城搬到漕运更加便捷的地方去。
我们再看长安的第三个优势，与军事重心的距离适中，这在唐朝是没问题的，长安和突厥、吐蕃、关东河北藩镇的距离都适中。进入五代之后，该优势就丧失了，宋太祖登基，从钱、权、兵三个角度大力改革，基本消除了地方官员、将领叛乱的基础，能够给中原王朝产生威胁的，主要是游牧民族。最初为契丹人建立的辽，后来是女真人建立的金，最后是明朝面临的蒙古和女真，他们常常袭扰河北、山西北部地区，以及山海关外的辽东。
为了能够及时应对这些外患，都城必须向长安的东部或者东北部迁徙，不能往南走，因为军事重心在北方，再结合漕运的需要，开封就显得比较方便，虽然它一马平川，无险可守，可放眼全国，很难找到更合适的地方。明朝迁都北京有些剑走偏锋，漕运有元朝整修过的京杭大运河，把江南的钱粮运输过来，也能够迅速应对外敌入侵，但位置偏北，使各地到京师的沟通、物流成本显著提高，而且离边境过近，在王朝军事力量下降的时候，首都有沦陷危机。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保卫战，嘉靖年间的庚戌之变，崇祯年间皇太极兵临城下，都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综上所述，关中地区生态恶化，经济凋敝，漕运艰难，在隋唐时期已经显现，教训深刻。北宋王朝无法解决定都长安后面临的生计问题，还需顺应主要外患调整到东北的历史变迁，尽管开封有较大的地理缺陷，也不得不定都于此。开封的劣势在战争年代会凸显出来，长安的劣势在和平年代就会体现，因为人不可以一日无粮。
